《耿飚回忆录》之“我的第一支枪” -吴东峰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文 | 耿飚

从醴陵到铜鼓约二百多里路程,但是,为了避开敌人的哨卡,我们不走大路,只拣曲曲弯弯的小路、崎岖难行的山路走,这样就增加了旅程。加上为了隐蔽,白天伏在密林深处和杂草丛生的山坳里休息等夜幕降临了,才拨开藤条、荆,高一脚、低一脚地行进,所以每夜只能走三四十里,最多也不过五十多里。这样走了几夜,到达了文家市北面的一个村庄。一打听，知道文家市、铜鼓都已被敌人占领，毛委员已去浏阳。我们立刻改变行程，向浏阳赶去。刚赶到浏阳，又得知毛委员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已上井岗山了。

没有见到毛委员,我们大家心里都十分惋惜,甚至有些失望。这时,县委来做我们的工作。

原来,浏阳这时仍由革命力量所掌握,工农政权“苏维埃政府”和党的各级组织、革命团体等都很健全。中共县委已改为浏(阳)醴(陵)县委,负责浏阳和醴陵两个县的工作。

浏醴县委负责同志对黄佐同志说:“这里的斗争很激烈,很需要人,你们留在这里工作吧!”接着,黄佐同志和另几位同志都分配了工作,因为当时很多工作都是保密的,所以我也不便打听他们分到什么地方去,只是和他们握手告别。

轮到分配我的工作了,县委的一位作战委员找我谈话:“耿飚同志,我们从黄佐同志那里接受了你的组织关系,你是水口山的工人,又是共青团员,参加过扑城打过仗,从今天起,交给你一个游击队,任务是打击县城附近的反动武装,保卫县委和县、乡革命政权的安全。”

“我……我怕干不好。”

“你的情况,我们都听说了,相信你一定会干得很好。”说着,他把一支驳壳枪交给我,还有一根竹筷:“这支枪不太好使,也没有退壳钩,就用这根筷子退壳。”

我双手接过枪,激动的心都快跳出胸膛了。虽然这支枪没有枪套和背带,枪管上的烤兰已经磨光,膛线里满是斑驳的砂眼,枪把上缠着一圈圈铁丝以免散裂,总之是支老掉了牙的驳壳枪,而且子弹只有三发;但是,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第一支枪,是党交给我的武器,今后我将用它在党所指引的武装斗争道路上冲锋、流血、胜利、前进!

就这样,我担任了县委直接领导的游击队的队长。

第二天,我的“兵”也来报到了。共有七个人。当这些头上缠着帕子,腰间插着烟管,一律打着赤脚的农民局促地站在我面前,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指挥”他们了。

我第一次有了“部下”,第一次安排军务,第一次为一个整体下决心…

一九二七年对我来说,真是个充满了“第一次”的开端之年哪。

过去我一直随黄佐同志行动,现在得靠我自己拿主意了。县委指示,游击队要先进行训练。但是训练啥呢?面对这些刚刚放下农具的同志,我确确实实地尝到了“万事开头难”的滋味。

队员们年纪大的已经四十出头,年龄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全是“文王”(文盲)。我就发挥自己的“优势”,读书给他们听。那时,浏醴县委油印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数回亿景上缩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读到。

我边读边讲,把我在水口山工人学校和在泗汾搞农运宣传所掌握的全部知识都用上了。讲完了就在一起摆谈。我发现,经过这么一启发,我的队员们觉悟提高的还蛮快。

上级又发给我们两条“老套筒”,带着十发子弹。我们就练习射击瞄准,练习持枪运动。大家把武器擦得干干净净,枪口上还学着北伐军的样子,曳上一个红绒线球,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活像一朵红山茶。当然,除了这“一短两长”的现代化武器外,还免不了装备梭镖、砍刀等土武器。

县委同志对我们这个小队很满意。我乘机要求说:

“让我们出去打一仗吧,锻炼一下队伍。”

上级很快就给了答复,指定我们到文家市、王仙、上栗市一带,自己找敌人打。

第一次指挥战斗,我心里又激动,又没底。队员们都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就尽力做出沉着老练的样子,让大家坚定信心。其实,我也不过刚刚十八岁,说起来还是个毛孩子,心里头也直打鼓呢。

我跑到别的游击队、见人就问：

“同志哥,你有兵书？”

那时当然没有这种教材。幸好,在老家时我父亲讲过一些孙子兵法,其中“知己知彼”一条,我记得很深。于是,我让大家分头去侦察敌情,先摸清哪里有敌人,有多少兵力,多少武器,什么地形。

情况很快就回来了。我选中了上栗市附近的一家土豪。这家土豪住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山凹里,有七八个人的“团防”,除了些马刀、梭镖外,只有三只快抢。兵力、火力都与我们相仿。

我突击了一下战前练兵,选两个精壮的后生跟我学会了攀登。天黑之后,我们按照看好的地形向那个小村摸去,在那家士豪的土围子外面潜伏下来。

那天晚上土豪家不知有什么事,院子里人来人往,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总也不肯安宁。我身边有个队员不知由于天冷还是紧张,身体抖个不停。我鼓励他说:

“莫怕！”

“晓得。”他一面说,一面连牙齿也“得”地响起来了。

鸡叫了,土豪家里安静下来。我带领两个队员,拿着两长一短、上了顶门火的钢枪,纵身翻进围墙。其他的队员带着梭镖、砍刀,同时在外面向大门运动。按原定的计划,我们翻进围墙后,应立即打开大门，把大家放进来,然后直扑西厢房,把团丁全部堵住。可是当我们三人摸到大门口时,发现一个团丁,正抱着枪依在门上打盹呢。

这个原先没有料到的情况,使我的脑子里“轰”的一下，什么计谋呀,方案呀，统统不存在了。那两个队员大概也差不多。我们愣了一会儿,忽然不约而同地扑上去,我从背后出手,一下就用胳膊锁住了团丁的喉咙,掐的那“丧门星”(后来我们都这样称呼那个团丁)当时就背过气。两个队员夺枪的夺枪,搜子弹的搜子弹。我一看得手,把胳膊一松,那团丁“咕咚”一声就倒在地下了。

我的心狂跳不已,打开大门就往外跑,那两个队员也跟着飞奔出来。门外的人看,也跟着跑起来,等一口气跑出来二三里地,还能听见那村里的狗子叫成了一锅粥。

这一次我们得了一支汉阳造,二十发尖头了弹。枪是崭新的,大概那土豪刚买不久,连枪栓上的密封油还没消失呢。

迎着朝阳走回驻地，队员们把那支枪你扛一阵,我摸一下，欢喜的不得了。可我却激动不起来,心里直后悔没按原计划冲进去,把另外两支枪也夺过来。

队员们劝我:

“队长,莫恼嘛,下次再干,就有经验要!”

我说:“对!再搞几次,争取每人一支枪。”

几天后,我们又用同样的方法,到县城东郊打了一支清乡队。我们不但夺得了两支步枪,还仔细地搜索了俘虏,把枪弹、梭镖、马刀、匕首统统缴获回来。

县委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指示我扩大队伍。后来,上级给我们派来了党代表。

党代表叫李菊生,是浏阳人,比我大几岁。他很健谈,我们两人在一起十分谈得来。党代表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上级党派来的领路人,所以威望很高。

有了党代表,游击队的各项工作更加活跃起来。我们出击的次数增加,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除了浏醴附近外,有时还出动铜鼓、修水一带活动。我们的队伍逐渐扩大到三十多人,分为三个班。枪也发展到二十多支。力量大了,就开始组织些较大的战斗。

文家市北面十余里有一家姓潘的大地主,大革命时期跑到长沙,“马日事变”后又返回乡下,并带回了十几支长短枪,领头组织起挨户团,修上了土围子,仗着他在反动军阀里有一个亲戚的势力,搞起了封建割据。他有一支四五十人的武装,挤垮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并威胁农民补交已经罢免了的租息。他这一带头,附近的一些土豪劣绅也妄图与他串联勾结,在我们的红色区域里扩大地盘,与共产党的力量抗衡。

浏醴县委决定拔掉这颗钉子。当时浏醴地区的游击队已有四、五支。县委把我们几只游击队汇集在一起,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这个土围子。

我们仍然使用夜间突袭战术,由我带领十几个人悄悄潜入地主的庄院,控制“挨户团”的住房。那些团丁都是受骗被临时雇用来的老百姓,未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直到我们下了哨兵的枪,打开了大门,大队人马开了进来,他们还在呼呼地睡大觉。

按照预定计划,各游击分队向地主的住房,各个出口布置好了兵力,突然亮起火把,我们这个分队就破门而入,首先占领团丁的宿舍。在一阵“缴枪不杀!”“我们是红军!”“穷人不打穷人!”的喊话声中,团丁们才惊醒过来,他们有的吓得缩成一团,有的赤条条地跪在地上讨饶。还有得赶紧表白:

“红军老总,我是被抓来的,没干坏事。”

队员们收缴了俘虏的枪支弹药,让他们穿上衣服到院子里集合。我最后一个往外走,觉得下被绊了一下，原来是个团丁,躺在地下装死,土豪劣到处室宣传,污蔑红军个个青面獠牙,被红军抓住要挖心肝、点天灯,

因此这个团丁误以为我们让他们出去集合,是要杀他们，就装死蒙混过关。

我又好气又好笑,把这个团丁提溜出去。这时,地主的家春,佣人,长工也都被集中起来,指导员李菊生同志正在给他们讲话,他历数了这个土豪的罪行,还没讲到一半,那老土豪就吓得尿湿了裤子,瘫倒在地了,嘴里直叫:“饶命,饶命。”

作为反动派“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的对策,当时我们的口号是“杀地主，斩劣绅，一个不留”,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那么做,对于这次抓到的地主，由于他还没有血债,就没有杀他,而是罚他交出反攻倒算地的财物,退还农民已经分得的地契,把他放债、出租等剥削人民的契约烧掉,警告他不许再与红色政权作对,立即解散反动武装。最后,令他交出一部分光洋、谷米、衣物,供游击队使用。

至于那些团丁,长工,我们则给予教育,讲明我们的主张和政策,一律放掉,用事实粉碎了反动派对红军的污蔑宣传。

这次行动对群众影响很大,使他们真正了解了共产党,许多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参加我们这支穷人的队伍。

我们在那里开展了一天工作,临走,又把一张布告张贴起来。布告上写的是:

通告各乡农友，大家注意服从

自从马日事变，豪劣更加横行

我们联合起来，实行共产革命

不当敌人向导，不替敌人棵信

切反动魁首，及时报告农会

捉得敌人有赏，夺得刀枪有功

革命自有记录，谁好谁劣分明

大家同心协力，都是革命先锋

总结最后胜利，革命定能成功

切切此布……

由于我们的努力,浏醴地区的红色区域很快得到了扩大并不断巩固,成为最早的红色根据地之一,为红军主力部队的机动回旋,提供了可靠的条件。

我们游击队组建的时候,没有党员,共青团员也只有我一个。党代表李菊生同志到达后,开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他到任后和我第一次谈话时,我就向他提出了久久地压在心底的一个愿望:

“我想请你介绍我转党。”

由于环境的残酷,我的这个心愿一直没有机会向组织提出。李菊生同志拍拍我的肩膀：

“我同意介绍你转党。其实,你作为共青团员,只要满了十八岁就可以自动转为党员。”

我表示:一年来与党的组织经常失去联系,这是严肃的事,还是件履行正式手续为好。

他同意我的看法。不久,党代表李菊生同志向浏醴县委提出了我的申请,当即得到批准,并发给我党证。

之后,我们又发展了几名党员,建立了游击队的党支部。

那本印着斧头和镰刀的党证,在我向党旗宣誓后,就一直带在身上,伴随我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每年换一次新证的,但从一九三二年后就没有再换)。至今我还完好地珍藏着它。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