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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寻访
1936年的夏天，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一位美国人走进延安，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采访。这个人，就是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此时，红军长征刚刚结束，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先后到达陕北会师。斯诺见到这样一群衣裳褴褛却生气勃勃、装备落后却斗志昂昂的红军官兵，感到无比震惊、好奇、着迷：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
1937年10月，全面反映斯诺延安之行的新闻纪实作品《西行漫记》（英文版名《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立即受到世界的关注。建国后，斯诺曾经回忆说：“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
诸葛山人
长征之初，毛泽东四十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暲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
自桐梓经良村至赤水县之土城，均系大路，地势均向上，间有几段筑有汽车路基。但此种汽车路，确为中国最难行之汽车路。如遇下雪，路上湿而且滑，行路之难莫甚于此。陈云（笔名廉臣）在《随军西行见闻录》，曾记述他亲眼所见毛泽东在桐梓西门外高山路上的狼狈一幕：“毛泽东亦手提竹杖，步行上山，两脚污泥及膝，且满身沾泥，系滑跌于污泥中所致。”
“走路像诸葛山人的派头”，这是范长江在《塞上行》中对毛泽东的描写。他写道，毛泽东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范长江《塞上行》，见《谁最早口述长征》16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毛泽东自负有过人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富于想象力，反应非常灵敏；他的思维有时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东方出版社，1980年）
当红军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毛泽东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廉臣著《随军西行见闻录》，见《谁最早口述长征》8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杨定华回忆，过草地时，他亲见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席地而坐，谈他几年来指挥红军作战的经验。他的语言和衣着一样普通，没有一点骄傲之气，与普通士兵一样，但态度却异常沉毅，完全是一位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毛讲完后，见成仿吾来了，便向大家介绍这位文学家：“我们请仿吾同志讲讲他留学的故事吧！”
（杨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见《谁最早口述长征》206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红军的老父亲
和毛泽东书生意气不同，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而面目如四十岁人之强壮，身穿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勉力工作，状甚忙碌。医生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
朱德在接受范长江采访时，以浓郁四川口音笑而介绍自己一生：
“半生军阀，半生红军。”
（（范长江《塞上行》，见《谁最早口述长征》16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红军总司令朱德曾亲至总卫生部之病房，慰问伤病兵，与参加乌江战役的红军受伤兵士谈话半小时。当时有乌江战役中侯之担部伤兵二名为总卫生部收容而为其医治，朱德亦略与其谈话，嘱他们安心静养。
马海德医生回忆朱德在会宁会师时的情景：“他瘦得像个精灵，可是身体强壮结实，长得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烂皮袄。”“朱德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像红军的父亲。他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烟抽得很厉害。他五十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
（苏菲著《我的丈夫马海德》，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
在红军中，伙夫（炊事员）一般年龄都比较大，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士兵也相同，有不识朱德者常误认其为伙夫，故朱德又有“伙夫头”之称。
（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见《谁最早口述长征》11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杨定华回忆，在长征路上，红军总司令朱德先生，不仅和官兵一样割麦子、打麦子，他还亲自挑五六十斤麦子走一二十里路。他还对一些年轻士兵说：“你们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唉！什么青年？”大家只好很不好意思地对着总司令笑。
（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见《谁最早口述长征》19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刘伯承元帅回忆说，朱德涵养好，度量大。长征当中，张国焘再三再四逼朱总司令反对毛主席。朱总司令呢，不管你张国焘说什么，他总是不动气。总司令说：北上的方针，我是举了手的。朱毛、朱毛，朱是不反对毛的。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伍修权，2016年6月年北京采访笔记）
名副其实的美髯公
毛泽东对于每个决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周恩来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但他不是固执地坚持己见。他在1934年夏曾提出过从中央苏区突围的建议，但因“三人团”中的多数——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对，他就让步了。
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六二团二营教导员的周纯麟回忆首次见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情景说：周恩来穿着破旧灰军装，脸上长着浓密的大胡子，拄着木棍，后面跟着牵着马的警卫员。周恩来自我介绍说：“我是周恩来！”即问：“你们很辛苦！你们是哪部分的？”“你们部队现在粮食怎么样？”周纯麟说，周恩来和蔼可亲，话语坚定有力。毛泽东身材魁梧，头发很长，脸庞瘦削，穿着灰色的旧军装，也拄着根棍子。他显得有些疲劳，后面警卫员拉着马匹，还跟着挑子。毛泽东伸了大手来，同周纯麟握手，并简单地问了一些战士们的情况。
（《周纯鳞回忆录》7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周恩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对人和蔼可亲。长征途中，他亲手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唯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
1936年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任荣将军回忆说：在此期间，周恩来骑马到“红大”看望学员。他精神抖擞，满脸大胡须，是名副其实的美髯公。我们自动站在路旁欢迎他进村。他一下马就向我们问好，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来迎接你们，大家热烈鼓掌。
（任荣著《戎马生涯》4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
纯粹的雅利安人
李德是“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蓝眼睛，黄头发，脾气暴躁，令人望而生畏。他瘦瘦高高的身材，在红军队伍中如鹤立鸡群。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他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伍修权曾说：“李德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不给他当翻译。既然分配我给他当翻译，我只好干。”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拟定红军撤出苏区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一匹马驮着李德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一些珍贵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良种白马站在那里等着离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还有点什么事情没有办完。直至黎明，他才最后纵马飞驰而去。（[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红军长征之初，李德仍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恺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果断粗暴。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
周恩来的警卫员顾玉平回忆说：“那个时候，除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大鼻子李德给配了炊事员，其他首长包括朱老总，都没有炊事员。”朱德的司号员邵永清回忆说，在长征路上李德一直要住最好的房子。有一次为了换房子的事，由于邵永清挡了李德的道，李德就用棍子敲打邵永清的腿，意思是让邵永清让道，令邵永清感到受了侮辱，一时情急和李德争执起来。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就要求并被批准参加了林彪的第一军团。用他自己的话说，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战术。”他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这又招致了中国人的一阵臭骂，然后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他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长夜都是他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伍修权，2016年6月年北京采访笔记）
当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并再次短暂停留时，翻译伍修权来看望过李德。伍被任命为第三军团副参谋长。李德坐在桌旁，不慌不忙地砸核桃吃。伍坐下来，也开始砸核桃。李德抬起头来看了看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军事关系，和砸核桃毫不相干。”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 2001年版）
三位戴眼镜的中共最高领导
二十六岁任中国共产党书记和名义上的领袖的博古长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
而见过博古的范长江则说，“博古主席”在苏区是很有力量的。他身材中等，很有学生活泼气。
（范长江《塞上行》，见《谁最早口述长征》15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在长征中，作为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面对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他自感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因此痛心疾首，不能自拔。聂荣臻回忆说：“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
（《聂荣臻回忆录》第41节，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张国焘对博古的印象是：“秦邦宪说话直率可爱，喜欢玩弄小聪明，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宿”的神气，充分流露出莫斯科气味。”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东方出版社，1980年）
范长江在长征结束时见到张闻天（洛甫）的印象是，戴着不深的近视眼镜，出现于人群中，他的谈风轻松锐利，不似曾过万重山者。
一生喜欢研究理论的张闻天，在红军中被称誉为“红色教授”，长征出发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他们的“三人行”，给遵义会议的召开，“放下了物质基础”（张闻天语）。遵义会议上，博古作报告后，张闻天作了反报告，由此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中心意见的遵义会议决议。
张闻天，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他一向喜欢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遵义会议后三年多以“洛甫”为笔名发表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文章。
（范长江《塞上行》，见《谁最早口述长征》15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王稼祥长得瘦削。他受伤前就瘦，受伤后更瘦，一辈子都瘦。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形容说，他的脸略呈方形，前额显得较宽。王善于演讲，虽不像毛那样质朴，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过他什么书都读。从俄国回来后，他特别喜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王稼祥也是红军中的“红色教授”，留苏时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毛泽东泽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 2001年版）
“太上皇”张国焘
马海德回忆长征中的张国焘说：“政治委员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脸红光。我真不了解，人人都瘦下来，他怎么还能那样胖。”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两位领导人身上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国焘的脸面丰满红润，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疾苦之色。毛泽东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范长江回忆，张国焘是红军的总政委，那天晚上，我特地去看他，他虽然已睡了，但立即起床，咳嗽很厉害。范长江说，他的风格带严肃性、深沉性，这是另一作风。
（范长江《塞上行》，见《谁最早口述长征》16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在红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的这种态度与他们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谦虚精神和朴实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李德著《中国纪事》，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
陈昌浩说，张国焘有自己的一套，他从未听见张吹嘘过共产国际，甚至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字也很少说到。
红四方面军胡奇才回忆说，张国焘心胸狭窄，心理阴暗，疑心重，更容不得不同意见。他喜欢人们像对待太上皇那样膜拜他，谁冲撞他他就整谁。
张国焘特别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事过之后又很和善。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各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
（胡奇才著《坎坷的路》，白山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林彪与彭德怀
毛泽东手下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虽然秉性各异，但在长征中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能算打好了仗。
彭德怀看上去有点像倔强的牛。他为人粗豪，长得膀阔腰圆，这是他自小从事劳动的结果。杨尚昆曾说，“彭的脸像雕塑，两眼又黑又亮，充满了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辞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林彪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十岁，长得十分瘦小。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长征期间在林彪司令部的警卫连里任排长、1948年担任师长的吴兴说：“林会打仗，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又说，“林对那些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很好。”吴也承认，林彪这个人不健谈，吴回忆说，“林喜欢单独行动。”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在长征路上天天见到林彪的李水清回忆说，林彪“寡言少语，像个大姑娘”。李水清长征中曾任一军团宣传员、宣传队长。
（李水清口述《从红小鬼到火箭兵司令》，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
林彪，30岁过不远，穿一件灰布棉大衣，中等身材，冬瓜脸，两眼闪烁有力，说话声音沉着而不多言。不过，无论意见与用词上，他的立场很坚决，一点不放松。
（范长江《塞上行》，见《谁最早口述长征》15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沉默徐向前
在红四方面军，王树声初时听不懂徐向前（大队长）的山西腔，常要借助于纸笔。徐教会他许多军事知识，并发挥他那优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便节节胜利，由几百人发展到二千人。
（《王树声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张国焘认为徐向前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他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于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
徐向前作战勇敢顽强，在黄安战役中受伤时，虽然临时包扎伤口，体力显然不支，但仍强自镇定，继续指挥，卒挽危局。陈昌浩曾赞扬，这种不计生死坚强沉着的精神，确实是红军的宝贵品质。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东方出版社，1980年）
胡奇才回忆说：徐向前是四方面军中最忙碌的人，日理万机仍不失统帅风范，总能沉稳处置，应付自如。
胡奇才与笔者言：“长征前夕，我见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在单杠上翻上翻下，练得认真刻苦，直到大汗淋淋才肯罢休。”为使自己能有个强健的体魄以适应艰苦环境，徐向前总是利用可利用的机会，认真、刻苦、主动地磨炼自己。
（胡奇才，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３日北京采访笔记）
长征“四老”
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在长征途中被称为“长征四老”。
其实，董必武长征时才四十八岁。红军女战士危秀英回忆，董必武和蔼可亲，沉着稳健。长征之初某日黄昏，他们头戴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集合在山坡上开会，董必武正在讲话。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一炸弹，落于附近大约六米以外的地方，没有声响。人皆惊慌而董则走向弹坑看看，又抬头看看，然后对大家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接着，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
翻越夹金山时，董必武等老同志都坚持把马匹让给伤病员骑，自己拉着马尾巴随大部队前进。中央休养连翻过夹金山算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一个人掉队，那时在山上掉队就意味着死亡。
（《张宗逊回忆录》1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林伯渠长征中戴着很深的近视眼镜，肩上背一袋麦子。不管黑夜和白天总是看见他左手提着一个马灯，右手执一根手杖。在等待渡河的岸边，他向红军战士讲辛亥革命的故事，饥寒交迫的战士围着这位老人凝神地倾听着，直到渡河为止。
林伯渠也年将五十，白发童颜，身体甚健。在8月余的行军中，林只骑十八天马，经常步行。林伯渠长征前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他过去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与孙中山过从多年，同盟会员，北伐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在瑞金的中央苏区所有财政均出其一手计划，长征中他任远征军的供给责任。
（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见《谁最早口述长征》20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谢觉哉年长于董、林两岁，和他们一样随红军长征时都在中央休养连，当时只穿一身破旧棉袄，背个破挎包，里边就只有几本书、放咸盐的破纸烟盒和碗筷。他们每走到宿营地都累得不想动了，找把稻草就躺在地上休息，可是谢老还常给大家讲历史故事，如“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亮过大渡河，清朝“大金川战役”等等，鼓舞大家的情绪。
（《张宗逊回忆录》1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长征中有不少老同志坚持到了最后。特别是这一年已是58岁的徐特立，作为教书先生，穿惯了长袍，长征途中仍不改此穿着。只是这件长袍经过一年的磨损，补丁又增加了不少，加上头顶一个缝制粗糙的军帽，手拄一杆红缨枪，真有点文不文，武不武，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
“四老”中徐特立最年长，长征时已逾花甲，头发花白，牙齿也脱落了。徐特立为教育部副部长，年逾五十。红军离江西时，徐本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徐竟转送给卫生部之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此乃徐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
徐老在红军中担任红军大学的政治教授，在雪山草地异常艰苦条件下，向红军官兵继续讲课。在长征中他未曾骑过半天马，天天走路，过草地时，他自牵着一条小驴子，驴子背上不少包袱毯子。在后河边上，毛泽东问他：“徐老，你为什么不骑驴呢？”“我的驴背了三个有病的学生的包袱毯子，我们走不要紧。”徐特立这样答复毛泽东。
徐特立拾得一块破红布自己缝作裤子穿着，身着一烂破皮袍，手持一根木杖，肩膀还背上八斤炒麦子干粮。常常听到他向一般军官问：“今天是否有仗打？没有封锁线吗？”他看见因病落后的人，一定停住脚步用湖南的口音说：“同志！努力跟上呀！快到宿营地了。”战士们听到他老人家慈爱的声音，莫不兴奋起来。
（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见《谁最早口述长征》172页、20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红二方面军“贺任萧”
贺龙豪放爽朗，留着小胡子。走在街上总要吸引很多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他说，自己刚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但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
红二、六军团甩掉围追堵截之敌，胜利渡过金沙江后，贺龙幽默地说：“我们过江没受什么损失，只给敌人扔下了几只破草鞋。”
余秋里在长征中对贺龙的印象是，身材魁梧，一身黑色衣裤，脚穿一双破旧的草鞋，手提一支长烟管。而关向应则身材瘦削而精干。
余秋里回忆说，长征途中某日，贺龙向六军团部队作行军动员。他说：“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蒋介石也睡不着觉了。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他用烟杆子敲了敲自己的草鞋底子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到了那一天，我贺龙请客，大家轮流睡上一天一夜。”
红军战士听了他的讲话欢欣鼓舞，热烈鼓掌
（《余秋里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张国焘认为，贺龙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共产党员，他有四个人抬的轿子，养着十几个人的轿夫班，每到宿营地，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东方出版社，1980年）
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他留俄回国后，任少共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以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长征时他已蓄起胡子，大家都笑着叫他做“任胡子”。以“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当时亦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
任弼时和蔼可亲，理智清醒，很尊重贺龙。当二、六军团会合时，他常指着贺龙向六军团的红军战士介绍：“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同志！”顿时，红军战士热烈鼓掌。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干部任职命令，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当时，萧克年仅二十九岁，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其时在红军上层以“贺任萧”并称。
萧克使你感觉倒像个文人，爱发发牢骚，但也不坚持己见。1908年8月出生于湖南五岭地区的萧克，勤奋好学，是个优秀的诗人。他身材细瘦，脸上长满雀斑，小时候一场病使他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萧克为人则比较内向，有点好为人师。但是他像所有勤奋而认真的人一样，总要寻根究底地调查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他善于计划，行动坚决。
(萧克，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９日北京采访笔记)
独眼刘伯承
刘伯承的性格，特别在长征的处境，除了天天有克制地跟李德“吵架”之外，他用笔来作战。他一篇一篇地翻译和写作，跟李德唱对台戏。《军事翻译家刘伯承》一书的作者陈石平称之为“唱对台戏”是符合实际的。
范长江对刘伯承的印象是瘦而高。他说，四川人有这样高的个子，要算“高”等人物。刘伯承的出名，不在到了红军以后。辛亥革命时期，大西南一带，对“刘瞎子”的威风，很少没有人不知晓的。他作战打坏了一只眼，身上受过九次枪伤，流血过多，所以看起来外表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长征时，飞机炸弹还光顾了他一次，幸而不厉害。他在莫斯科曾经得到伏罗希洛夫的敬佩。“红军总参谋长”，是令每个红军将士肃然起敬的重要职位。
（范长江《塞上行》，见《谁最早口述长征》16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刘伯承是杰出的军事人才，正统军人。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他讲话爱用尖刻的词句，常常批评游击作风，连毛泽东他也要讽刺一番。张国焘如此说。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东方出版社，1980年）
贺庆积回忆说：刘伯承虽然头部负过伤，右眼失明，但天资聪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行军途中，凡是他察看过的地形地物，询问过的村镇道路，都能一一记住，就连走哪条路，要翻几座山，过几条河，河上有几座什么样的桥，都讲得清清楚楚，真叫人暗暗称奇。其时，贺庆积率红二方面军十七师与三十二军作为一个纵队，在刘伯承指挥下一起行军。
（《贺庆积回忆录》59页，白山出版社1994年版）
毛泽东过金沙江时曾说：“前几天有些同志担心，怕过不了金沙江，被人家挤上绝路。我就对恩来和总司令说过，不要紧，四川人说刘伯承是神龙下凡，我就相信这条龙会把我们带过江去。”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刘伯承是军事家，他讲军事课深入浅出，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全都听得懂。大家听了还想听，总是听不够。红大长征中在军事教育方面，开设了《苏联红军战斗条令》和《苏军野战条令》等课程。张宗逊回忆说，这是刘伯承校长在戎马倥偬之中，一字一句翻译出来的，他开设条令课为的是红军的长远建设。
在红大期间，刘伯承只要有空就跟着听课。当每一项军事课程学习结束时，他都亲自作讲评和总结，他讲话通俗易懂，由浅入深，生动有趣，还善于运用典故，举例形象。例如他在战术课小结时，非常生动地比喻：我们千万不要学牛抵角的战术，去消耗、胶着。要学狼的战术。当一个人推车过来的时候，它不咬，只在旁边跟着，瞅准人推车上坡的时候，它才跳出来咬推车人的屁股，推车人不敢撒手，白白让狼咬掉一块肉。学员们听着笑声不断，印象十分深刻。
（《张宗逊回忆录》148页、1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长征中刘伯承在红五军团行军。贺光华回忆说：当五军团已经基本上上路出发了，刘伯承才骑上马随后卫部队行进。“我们司令部的同志都很担心他的安全，董振堂军团长一再催促他先走，他却非常沉着，很有信心地说：你们都先走，我断后。”
“参座”叶剑英
金沙江绞平渡口两岸都是峭壁，云南一侧到渡口的路又长又窄，要在峭壁上爬行三四公里，才能走到很窄的沙滩上。离金沙江边十五米处有一块约三米高的圆石。当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这块大圆石上站了七昼夜，指挥渡江。他的助手叶剑英担任渡江指挥部政委。
范长江在《塞上行》曾记述了他在红军长征后的西安初见叶剑英的印象：
“叶剑英三十左右，精干结实，相当瘦长，穿学生装，戴八角帽。”
“叶剑英的风度，有几分西洋人味道，广东东江人的口音，还多少存留在口边。”
“1927年广州暴动的基干力量是张发奎的教导团，而叶剑英是张发奎最器重的参谋长，同时亦为策划与指挥广州暴动的最中心人物。张发奎事前对叶毫不疑惑，依为心腹。叶之政治军事技巧，不能不称为相当老练。”
（范长江《塞上行》，见《谁最早口述长征》15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老军长”徐海东
1944年9月，周恩来派程子华由江西苏区至大别山找到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主动建议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自己改任副军长。人称“老军长”。徐海东将军自谓：“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 长征中张国焘与徐海东相遇，徐海东仍赤诚相待，张国焘称，四年不见，徐仍是一位天真可爱的小伙子。
长征中，每次大战之后，徐海东倒头即睡，雷打不动，短者一天一夜，长者2至3日。徐睡后，部属皆不安，既忧其醒，又忧其不醒。徐海东醒，皆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也。
蒋介石视徐海东为“文明一大害”，曾发通缉令：“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酋，当予适当奖励。”长征后徐海东率部入晋，阎锡山亦发通缉令：“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五万元。”徐海东闻之，自摸后脑勺曰：“阎老西不如蒋介石，太小气了。”
徐海东治军极严，动辄挥鞭挞人。某人提意见说他是“军阀主义。”徐海东回答：“娘的，不打好人。”仍不改其习。长征途中某日，大雨。部队宿营某村，夜半，前方传令：“快速前进”。其时，敌前堵后追，官兵亦十分疲劳，号声嗒嗒，全然不觉。徐海东殿后，挨家挨户检查，挥鞭先将团长、政委抽醒，逐屋鞑之，共驱出二百余人。某人亦在内，后徐海东问他：“不用鞭抽你，你能活到今日？”某人无言以对。
徐海东夫人周东屏回忆说，窑工出身的徐海东早年读过私塾，最爱看《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一类书。长征中一有空，就给战士们讲故事。他那有声有色的故事，常常说得我们哈哈大笑。
吴焕先和徐海东最喜欢唱京戏，吴政委的拿手好戏是学唱谭富英的《珠廉寨》，徐海东擅长唱高庆奎的《辕门斩子》。徐学唱《辕门斩子》中的杨六郎，声音洪亮高亢，声情并茂，颇有高派味道。周东屏在长征途中为吴和徐的忠实“票友”。
（张麟著《徐海东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长征》，见《谁最早口述长征》，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李学先，1999年8月31日广州采访笔记。
宋维试，1996年4月20日广州采访笔记。
其他领导人
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高大个子，有过经体育锻炼的身体，但在长征路上仍要费尽力气。陈昌浩喜欢高谈阔论，关注政治和人事，是红军中灵活敏捷的游击健将。张国焘认为他勇猛有余，稳当不足。
董振堂，为北伐前后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与赵博生（牺牲于1931年1月江西南城与国民党作战中）一起举行兵变而为红军者。董为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率部与国民党军对抗七八年之久。董振堂与赵博生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上级军官，均系共产党员秘密党员，在江西宁都率二十六军一万六七千人反叛国军，投奔红军。即为著名的宁都起义领导人。他们一至江西苏区，就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部捐给共产党中央。陈云曾赞之言：“赵博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较，显有天壤之别。”
（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见《谁最早口述长征》11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刘少奇重视政治工作，在长征中曾专门召集政工干部开会，讨论如何做好政治工作。他讲话的时候，喜欢离开讲台，到听众跟前，不时地问个“对不对？”、“是不是？”别人发言的时候，他喜欢插话，有时发挥起来，讲个没完，大家都愿意听。他过目不忘，记忆力很强。
王平回忆说，遵义战役后，刘少奇跟着红三军团行动，没有具体职务。袁国平回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就不代理了。他在红三军团的时间不长，但到以后抗日战争在晋察冀军区再次见到原红十一团政委王平，一眼就认了出来，并记得其在红十一团的职务，让人惊讶！
(《王平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李先念是一位细长身材的青年人，原系木匠，是一位党龄较老的能干游击专家，他态度严肃，说话也很谨慎。著名摄影家刘铁生告诉笔者，邓小平称李先念为“李木匠”，他对李的这种称呼从长征始，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时期，包括李先念当国家主席时。
（李铁生2016年广州采访笔记）
肖劲光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擅长洞箫、二胡，亦能弹曼陀铃。他能以洞箫吹《春江花月夜》、《苏武牧羊》、《满江红》，以二胡拉《浏阳河》、《信天游》，以曼陀铃弹《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最为拿手。长征途中，肖劲光携一管洞箫前行，常于人困马乏之际吹奏，官兵听之恍闻仙乐。
（肖凯文《父亲与艺术的不解之缘》，载《人民海军．周木特刊》2003年1月4日9版）
陈赓1935年时三十一岁，生性活泼，长着一张娃娃脸，脸颊红润，鼻梁不高。他曾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学员，后来成为红军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
成仿吾是著名文学家，与郭沫若、郁达夫并称“创造社”三杰。杨定华回忆说，在长征中见到成仿吾完全是士兵的装扮：破旧的棉军衣，腰束皮带，斜挎干粮袋，手持着一枝手杖。杨定华说，他在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有人说出他的名字，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文学家。
（杨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见《谁最早口述长征》206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杨成武、刘亚楼为政治型干部。红军长征时期一军团开大会，林彪、聂荣臻居主席台中央，杨成武、刘亚楼必腰扎武装带，分立两旁，威风凛凛，如二门神也。其间，俩将军不停挥拳呼口号，声若铜钟，气贯长虹。
（龙书金，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８日广州采访笔录）
红四师长洪超1934年才二十五岁，很能打仗，就是工作方法有些简单。王平曾回忆说：“长征出发前，洪超师长打电话让我们派人去领枪，我向他报告说，团里每个战士都扛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领枪干什么？他说，你就派一个排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我说，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派个排去怕赶不回来。这么一说，洪超师长火了，在电话里骂起来，并说要枪毙我。黄克诚政委在他旁边把电话接过去，问清了我们的情况才算了事。”
《王平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胡耀邦是参加长征的32名共青团中央委员之一，抵达陕北时，他们中间只有十四五个幸存者。胡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瘦削而结实，长征开始不久就患伤寒病倒，在长征路上痊愈。他是红军中央工作队队员，他对此非常自豪。
鲜为人知的张国焘麾下猛将
倪志亮，红军中少有的北京人，在皖系当过兵并升任排长，黄埔二期生，资历比他的上级徐向前还老。长征中，曾任右路纵队司令员、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以资格老，要求严，脾气大而威震红四方面军。
倪志亮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他和李特对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练兵作战，倪志亮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常动辄打人骂人，稍不顺心便掏出手枪：“老子毙了你！”。据说，不断有人告指挥部倪“军阀作风”，倪检讨无数次，但每次过后依然故我。他培训出的上将、中将、少将数不胜数，而他在55年评衔时却是中将。
据胡奇才回忆录记，某日，陈昌浩打电话给时任红军师长的倪志亮，倪未听清楚声音，便放声大骂，骂完即挂机。陈昌浩气极，策马挥鞭，飞奔几十里地，到倪志亮指挥所，破门而入，挥鞭鞑之，倪志亮怒而不抗，举起电话机摔之。
红军时期某日夜，时任胡奇才将军于行军休息时蹲下睡着了。迷糊中突然被人踢一脚，接着又两耳光。将军睁眼望之，红四方面军十一师师长倪志亮也。
（胡奇才，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３日北京采访笔记）
红四方面军军参谋长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过，军事理论水平在红军初期与刘伯承齐名。最喜挎一把大左轮手枪。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时，时任红军大学教育长的李特与与毛泽东、彭德怀发生争执，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和放弃江西苏区的错误。1938年初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被错杀。1996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何畏，广东人，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后叛变），先后负伤十一次，性暴烈，尤爱棍棒伺候。长征中某战失利，何畏迁怒于时任九军作战科科长的周希汉，将军当场顶之。何畏大怒，：“老子毙了你！”连发五枪，周希汉侧身挺立，仍目瞪何畏，无恙。周希汉说：“何畏枪法不行，老子命大！”何畏说：“老子不过吓吓你，哪舍得真打。”
人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何畏讲话，人亦难懂。为此，何畏连换几任参谋。周希汉到任后，细心琢磨军长发音规律，一星期即能听懂军长之广东话。何畏大喜，逢人便夸周：“这小子他妈的是天才！”
（韦晓咏、罗元生著《百战将星周希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任荣回忆说，何畏原任红九军军长，后调“红大”任政委。何军阀作风严重，政治修养很差，根本不够当政委的条件。后来在延安“抗大”学习时失踪。
离开延安后的去向，有资料说何畏已被枪决，有说他已跳河身亡，有说他回到广东琼海老家务农等等，何畏最终结局如何？成了不解之谜。
（任荣著《戎马征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余天云作战勇敢，性格暴烈，军阀作风严重，蔑视政治工作。某战紧要关头，奋勇杀敌。敌退后，傲慢地举枪对政委李先念说：“你不是搞政治工作吗？你念《土地法》能把敌人念垮吗？”
杜义德曾缴获一支二十响快慢机驳壳枪，随身佩挂，视为珍宝。一九三五年长征中，杜由三十军被调往三十一军任师政委。其时，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对杜说，人走枪要留。杜火起，断然说：“宁要枪，不要官。”结果，官没当成，枪被没收，撤职下部队拿长枪。
（杜义德，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３日广州采访笔记）
长征路上某日，余天云因坐骑马肚带松了，于马上摔下。余大怒，一枪毙了马夫。为教育余，张国焘革其军长职务，并调红大学习。1936年4月上旬，红大进驻丹巴县西北革什扎河边的大桑地区。红四方面军过丹巴马河铁索桥时，已负伤的余天云，就势从担架上往桥下一滚，掉下了滔滔急流。
胡奇才认为余天云是位很能打仗的军事干才，战功卓著，为人耿直，敢说敢当，但个性强，脾气急躁，常冲撞张国焘。余天云自杀是张国焘迫害所致。
（胡奇才，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３日北京采访笔记）
而任荣则认为，余天云军阀作风严重，自食其果。张国焘很多事情不对，但这件事并没有处理错。
（任荣著《戎马征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
张国焘回忆录言，余天云以赫赫战功由士兵而至军长。他在红大好几次与刘伯承发生争执，校长何畏出面制止，仍不服，被判处禁闭。张国焘支持刘伯承，赞成给予余天云的处罚。不久，余天云竟在途经大金川激流时自高崖跃下自杀了。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东方出版社，1980年）
余天云与许世友为深交。两人均以作战勇敢且豪饮而出名，关系甚笃。
胡炳云将军长征过草地第一次见许世友军长，差一点被杀。当时他们师师长叫胡集合部队，集合好后胡向师长报告。师长正与一位黑矮个子谈话。胡跑到跟前。黑矮个见到陌生人，眼睛一瞪，伸手就拔枪。胡拔腿就跑。后师长告诉胡炳云，黑矮个是许世友军长，把你当成奸细了，幸亏你跑得快，不然小命就没了。
（胡炳云北京2018年 月 日采访笔记）
许世友的酒量闻名红四方面军，一碗酒端起来两三口就喝光，每喝必醉。他对自己在少林寺那段经历从不隐讳，常说：“我是吃肉喝酒的和尚。”胡奇才回忆说，长征前夕，许世友任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他常在防地清江渡尽地主之谊，分别邀请兄弟部队将领喝酒。
（胡奇才，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３日北京采访笔记）
附：红四方面军经过长征的将帅名录（中将以上）
徐向前 元帅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徐海东 大将 红四方面军十五军团军团长
陈赓 大将 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
王树声 大将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陈锡联 上将 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师长
陈再道 上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长
傅钟 上将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郭天民 上将 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参谋长
韩先楚 上将 四方面军第七十八师师长
洪学智 上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李聚奎 上将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
刘震 上将 四方面军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政委
宋任穷 上将 四方面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
宋时轮 上将 四方面红二十八军军长
王宏坤 上将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
王建安 上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委员
王新亭 上将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谢富治 上将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许世友 上将 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
张宗逊 上将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
周纯全 上将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鲍先志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卫生部政治委员
曹里怀 中将 红四方面军一局局长
陈康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二七六团团长
陈庆先 中将 红四方面军回民独立师政治委员
陈先瑞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七十四师师长
程世才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长
杜义德 中将 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
范朝利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师参谋长
胡奇才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
孔庆德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独立第十师师长
李成芳 中将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通信营政治委员
李天焕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军政治部主任
刘昌毅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团长
刘飞 中将 红四方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刘兴元 中将 红四方面军卫生部总务处处长
倪志亮 中将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校长
聂凤智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团长
皮定均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营政治教导员
钱钧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三十三团团长
秦基伟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第二七四团团长
陶勇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十二师团长
腾海清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
王必成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八十九师副师长
王近山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十师副师长
吴瑞林 中将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共青团团委副书记
吴先恩 中将 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需处处长
徐斌州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七师八○团政治委员
徐立清 中将 红四方面总卫生部政治委员
徐深吉 中将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
杨国夫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副营长
曾绍山 中将 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参谋
詹才芳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委员
张才千 中将 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
张仁初 中将 红四方面军保卫局通江分局保卫队队长
张贤约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部通信队队长
赵镕 中将 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校长
郑维山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九军第八十一团政治委员
周希汉 中将 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
周志坚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十师师长
（下略）
（注：第一章《长征人物》资料来源于伍修权、许世友、刘震、杜义德、胡炳云、胡奇才、宋维试（木旁）、任荣等访谈，和下述有关著作：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长征》，见《谁最早口述长征》，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廉臣著《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到1937年间发表；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东方出版社，1980年；[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 2001年版；任荣著《戎马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年版；韦晓咏、罗元生著《百战将星周希汉》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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