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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东峰:期盼能够看到中国式的《巴顿将军》

 

由都梁先生小说《亮剑》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后,竟然使我以前写的有关将军的纪实文学也走红起来。网上和报刊上在评论《亮剑》时往往把我那批作品拉出来“亮相”,以此来证明李云龙等原型就是某某某。从这点来说,《亮剑》确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它不但引起了人们阅读的兴趣,而且引起了人们考证的兴趣。一部作品能够达到如此的社会效应,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是十分罕见的。
 
《亮剑》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朔造了一批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共产党军人形象,而这一形象打破了“高大全”传统英模的神话,尤其是其塑造的李云龙这一典型人物。
 
《亮剑》之所以引起人们的考证兴趣,是因为它源于生活的厚度。李云龙这一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并非空穴来风,他是诸多将军的综合艺术形象。在我采访和接触的开国将军中,就有许多人和李云龙有着相似的经历、性格和作风,他们很像李云龙,但又都不是李云龙。这就是都梁先生的高明之处。
 
《亮剑》播出不久,我就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感到很意外。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死掉的几个小人物》,作者(hugomyson)写道:
 
早就知道都梁先生,他写的《亮剑》可以和徐贵祥先生获奖的《历史的天空》一决高下。说实话,《亮剑》我个人认为,就文学形象来说有一定突破,但故事多与吴东峰先生的《东野名将》上的人物性格仿佛。
 
虽然说“读未见书如逢良友,读已见书如遇故人”,但是,因为我非常喜欢看军人传记,尤其喜欢那个被称为“中国巴顿”的钟伟将军。所以,《亮剑》看着没有阅读上的陌生感,似曾相识,兴致便减了不少。
 
想不到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东野名将》一书,还有人记得它,而且是由《亮剑》引起的相关记忆。后来,我又陆续看到一些报刊把我采访将军的作品冠以“《亮剑》原型”、“谁是李云龙”等标题发表,更令我诚恐诚惶。
 
 
1992年1月,新华社《世界军事》杂志主编陈湘安为我开辟了“将军素描”专 栏,先后发表了许世友、王近山、刘震、陶勇、钟伟、梁兴初、黄克诚、罗瑞卿、聂凤智、韩先楚等开国将军的传奇故事。这个专栏一开就是几年,由此而一发不可收,写将军一直写到现在。
 
与此同时,在朱苏进、钱钢等朋友的鼓励下,我于1993年和1995年结集出版了《毛泽东麾下的将星》《东野名将》两本传纪文学作品集。前者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者由成都出版社出版。那时半文半白的《开国将军轶事》系列文章仅仅是这两本书的副产品。
 
《亮剑》电影在2006年央视一套首播后,迅速红遍大江南北,既使我的作品沾了光,也使我的作品倒了霉。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亮剑》引起的相关记忆,竟使我在2007年和2008年,先后作为被告遭遇了两场轰动的名誉权官司。
 
一场是王胜少将亲属起诉我写的《混血儿叶飞》一文侵犯了王胜名誉权,另一场是陈伯钧上将亲属起诉我写的《枪声远去了》侵犯了陈伯钧的名誉权。两场官司都是因为他们的亲属看到网上对《亮剑》原型负面事件的热议引起的。
 
王胜亲属认为,写王胜偷运缴获的战利品而被叶飞捆绑,是对王胜的恶意污蔑;陈伯钧亲属认为写陈伯钧要求部队撤而被钟伟反对,是贬损陈伯钧贪生怕死。为此,他们通过追根寻源,终于在我十多年前发表的作品中找到了负面事件的源头文本,从而把我推上了法庭。
 
两场官司如今早已烟消云散,但它们确确实实使我们从事纪实写作的人陷入了十分难堪的境地。
 
两场官司下来后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继续用好人与坏人、正面与负面的简单的传统历史观来观照历史人物,不但不能真实地还原历史,还会引来更多的麻烦。现实的实际情况是,好人和坏人并不是脸谱化的,好人并非绝对好,坏人也并非绝对坏。好人与坏人是互相交合的,同时会随着坏境的改变和改变的。
 
比如我们过去的作品,也包括本书的作品,对正面人物的溢美和对负面人物的贬损,特别是写“敌人”的内容,其后人要打官司,那真是打不胜打。历史事件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多面性的。如果每一篇传记文学都只写正面而忌讳写负面,那么我们的历史就必然会失去最宝贵的真实性,伪历史就会大行其道。
 
我们从事传记文学写作的,当然需要更加严谨的写作态度,但更需要有一个宽松的写作环境,特别是思想和观念的进一步的开放。许多作家也是这样呼吁。
 
正是这两场官司,使我有机会再次审视发表在十多年前的这一批作品。尽管从采写、出版到传播,历经曲折艰辛,官司不断麻烦不断,但我至今仍庆幸我在零距离采访和原生态写作上所作出的突破。
 
围绕许世友土葬而展开的紀实文学《魂归大别山》,最早发表于1989年《金岛》杂志第8期。许世友土葬当时是有很大的非议和压力的。上头是作为负面问题进行了严格的保密,当时发表此文时则到处碰壁,因为土葬不符合中央倡议党员火葬的要求。
 
 
《战将的风骨》
尤太忠将军晚年酷爱枪
 
我所采访的这批开国将军们都是从放牛娃成长起来的战将,他们有过五关的辉煌,也有走麦城的遗憾,有功有过,有得有失,有喜怒哀乐,也有七情六欲。因此,在我的眼中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大英雄.。他们本来就不是“高大全”的脸谱式的人,他们是具有不同个性,丰富生动的历史人物群体。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人在其中起作用。任何英雄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对他们的神化和鬼化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突破了正面人物“高大全”创作模式,还原了一批有争议有性格的开国将军形象。我认为,这是本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作为写作者的重要收获,尽管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十分困难的。
 
在战争年代中,开国将军们的泥土味、火药味,个性和野性,就像电视剧《亮剑》一样,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描写。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他们特殊的性格,他们也会骂人、打架、违反军紀,甚至掉眼泪、发洋财、以枪示威,与女人有一些纠葛等。假如传主是我们所说的正面的,实际上也一定会写到负面的东西,就是负面的东西,往往更能真实地反映人物的丰富性和历史的复杂性。
 
 
如果说我写的有关将军的纪实文学,与《亮剑》中的人物“性格仿佛”,纯属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是因为我的作品与《亮剑》没有什么关系,《亮剑》与我的作品也没有什么关系;必然是因为我们都面对着相同的描写对象,加工的是相同的丰富多彩生活原矿。
 
都梁的作品是虚构的,虽然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而我的作品则完全是非虚构的,虽然也用了一些艺术表现手法。我是写生,他是创作;我是具体地摹写,他是艺术地创作。我写的是真实的“这一个”,而他写的是艺术的“这一个”,所以使人感到“似曾相识”也在所难免。幸运的是我的作品沾了《亮剑》的光,才又重新被人提及;不幸的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非虚构文学创作的职业风险要远远高于虚构文学作品的写作。(此段出版时被删除)
 
年轻时我特别喜欢看美国的电影《巴顿将军》,也一直期盼着能够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中国的《巴顿将军》。这个愿望至今仍然是失望。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根本就不敢面对将军们的负面。
 
《亮剑》的成功就在于反映将军负面事件和性格上有所突破,它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有错误有缺点的活生生的真实将军,但我认为它的突破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没有超过《巴顿将军》的水准。虽然大家都很喜欢李云龙,但不一定会喜欢李云龙作为自己的父辈形象出现在银幕上。这就是我们的“为尊者讳”的人文环境,如此的结果是很多将军只是成为历史事件的符号或“高大全”的圣像。这也许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巴顿将军》那样优秀的战争片的重要原因吧。
 
 
2013年3月写于广州东湖畔三东堂
 
本文为《开国战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出版)自序
 
图 | 部分来源于网络(侵权即删)
 
作者简介:
吴东峰,兵头将尾一大校。大校者,大笑也。笑看大江东去,浪花淘尽英雄。曾面对面采访过肖克、王震、许世友、陈士榘、陈锡联、张爱萍、王平、张震、李德生、刘华清、尤太忠等二百余名开国将军,著有《开国将军轶事》《寻访开国战将》《长征,细节决定历史》《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东野名将》《毛泽东麾下的将星》等,共计一百多万字,被称为“中国将帅纪实文学第一人”、“开国战将经典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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