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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了东洋渡接枪任务后,我们便按照原定计划,到醴陵去开展农民运动。
 
黄佐同志召集大家开会,研究如何走法。大家认为,全组一起行动目标大,容易引起反动派的注意,还是分散走,到醴陵后在南乡泗汾集合。
 
于是,我便和同志们告别,自己一人回到离别了十年的故乡醴陵。
 
由于我全家是仓促离开水口山的,事先并没有和老家的多亲联系,所以父母带着弟妹们回到醴陵后,没有地方安家。幸亏父亲有一个姓郭的徒弟,也是醴陵人,在他的帮助下,全家人就借住在距县城约二十里的石门口郭碧公祠里。父亲到石门口煤矿做工人,仍是砌匠。
 
我一到醴陵,就先去石门口看望父母。父亲看见我平安归来,又从我喜滋滋的脸上得知乔生舅舅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十分高兴。母亲不知底细,老是问我这几天到哪里去了;我当然不能把组织的机密告诉她,就用别的话搪塞过去。
 
探望过父母亲,我急着就要去南乡泗汾和黄佐同志会合,母亲见我匆匆回来,又要匆匆离家,心中不大愿意。父亲对我的行动,心里已明白了几分,所以并不阻拦,他悄悄地问我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这时,我展开了思想斗争:要不要把我参加共青团的事告诉父亲?考虑到父亲是个老工人,在水口山的十年中思想比较进步,同情和支持革命,还积极参加工人斗争,特别是在东洋渡接枪事件上给了我很大帮助;因此,我如果告诉他,不仅不会泄露秘密,而且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他更多的帮助。所以,我就如实告诉了他。
 
果然,父亲听后,慈爱的眼睛里露出了赞许的目光。接着,他对我讲了两点意见:第一,行动要小心,要注意安全,第二,要找一个工作。
 
我明白父亲的意思:找一个工作,不仅可以挣几个钱,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而且可以用公开职业作掩护,避免引起反动密探的注意。同时,我进一步想到;当了工人,可以在工友中广交朋友,为开展革命工作找到一个立足点。
 
正好我刚刚从一份广告上看到,修筑醴陵到茶陵公路的工地上正在招收工人。于是,我就去报了名,当了修路工人。修路工很辛苦,但是,对于我这个曾当过敲砂“麻蝈”的人来说,再苦也不在话下。
 
接着,我就去泗汾找黄佐他们。泗汾虽然不大,但是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儿去找黄佐同志呢?经过反复打听,终于在农会中找到了他。
 
原来,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军攻占醴陵县城后,醴陵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县农会、总工会、商会、女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革命团体相继挂牌成立。醴陵各乡的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陆续成立了衣会。所以,黄佐同志一到泗汾,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农会工作。
 
他见我来了异常高兴,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长问短。我告诉他已经当了修路工人,他说:“好啊,以后你一面做工,一面利用工余时间参加农会工作。”
 
我也急着要了解农会的情况。他指着进进出出的农民说:“他们都是农会会员,你看搞得多红火!”
 
就这样,我白天在公路工地做工,下工后就到黄佐同志那儿去,和小组的同志们一道做农会工作。
 
黄佐同志是我们小组的党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他年龄虽然只有三十来岁,在水口山已经当了十多年工人,很有斗争经验;而且他为人机敏、持重,作风民主,常和大家一起商谈工作。有一次,他主持支部会,讨论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我建议:公路上修路的工人都是穷苦人,我们如果到修路工人中去做工作,发动工人起来和农民一道斗争,力量就更大了。同志们纷纷发言,都赞成我的想法。黄佐同志高兴地说:“我也赞成,来个工农大联合!”最后,支部决议:所有党员(包括我这名共青团员)在做好农会工作的同时,都抽时间到公路工地劳动,广泛接触工人,和修路工人交朋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决定,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和农民一起同地主豪绅作斗争。
 
当时,醴陵的各个乡镇虽都已有了农会,但有些村庄中,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
 
因此,我们除了在南乡泗汾一带的农会中工作外,还经常到公路两侧的村庄中去发动群众、组织农会。
 
我们发动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禁烟、禁赌、打菩萨、破除迷信等群众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推翻封建地主的政治特权,把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组织起来的农民扬眉吐气,经常拉着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戴高帽子游街,并公开烧掉地主的地契。
 
对于农民的这些革命行动,各种反动派、包括国民党的右派,都暴跳如雷地加以咒骂、反对,他们疯狂指责湖南的农民运动“糟的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力地驳斥了反动派的这一谬论,并明确指出:农民运动“好得很”!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不妥的口号和做法,例如,上级中有人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杀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等口号。这些口号的错误在于,没有区分反动阶级中不同情况的人。在地主阶级中,固然有很多土豪劣绅和反对农民运动的人,但是也有一部分在政治上没有劣迹,还有少数人对农民运动并不反对,个别的甚至同情革命。对此应该子以区别对待。
 
在推翻地主阶级政治特权的同时,我们还动员农民向神权宣战。记得当时我们号召农民打菩萨时,常常引用一套据说是毛委员编的(后来知道是孙孝山编的)顺口溜:
一尊神,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整,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九)坐不动,实(十)在无用。
 
神权和族权,都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权的基础。所以,农民起来反对神权,有利于摧毁农村中的地主特权。同时,农民自己动手打菩萨,也破除了他们自己的迷信思想,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那时,很多农村中的泥菩萨都被搬走打烂,庙宇和祠堂变成了学校或农会开会的地方。农民还自动撤除了家中的神龛和“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农民运动冲击着宗族观念和族规家法,也冲击着陈腐的夫权思想。实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烟的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冲刷着农村的每个角落。
 
我不仅宣传这一新思想,而且自己也卷入了这一新潮流。早在两年前,我母亲就在为我这个长子物色对象。后经媒人介绍,给我定下了湘潭周家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共有十个女儿,第十一个才是男伢。她是老九,人称“九儿”,比我小三岁。她家孩子多,生活苦,又逢上这田荒、米贵的年景,家境更加艰涩,于是就来催促我家“收亲”。我反对这门亲事,因为这是包办婚姻:再则我年龄尚小,要参加革命,现在根本顾不上考虑成家之事。可是,女方破例,用一乘小轿把她送到石门口的亲戚家,还送来了庚帖和照片。我母亲高兴得很,立即带着我二弟在孝前去看望。回来后,母亲命在孝把我叫回家,一个劲对我夸奖那姑娘长得如何俊、如何惹人喜欢。我则一个劲摇头,说什么也不同意。母亲一面要父亲去采购酒肉,准备办事;一面叫在孝看着我,不让我外出。这时,我的脑子里有两个念头在打架:一方面我想到母亲对我的疼爱,如果我坚决不同意,她老人家一定会十分伤心;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想到,自己是共青团员,如果自己不能挣脱礼教的束缚,又怎能带领群众去冲击一些旧俗陋习呢?思想斗争的结果,我决定先想法逃走,以后再向母亲讲明道理,并劝慰她。可是,怎么逃呢?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就对在孝说:
“二弟,你想玩鸟吗?”
“要,你有鸟吗?”
“有啊。”在孝高兴地跳起来。
“在哪里?快给我”
“在天空飞哪,用弓一打,不就变成你的了!”
于是,我们两人拿了弹弓出去打鸟。在孝注视着天空、树梢,在找鸟。我则观察着四周着四周,想找条便于溜掉的路。
 
这时,有只麻雀躲在树梢上,我一弹弓打个正着,雀子应声跌落,但是掉在树权上卡住了,我一看机会来了,就叫在孝爬上树去捡雀子。他高兴地往树上爬,竟忘记了母亲交给的任务,我便乘机溜走。
 
逃婚后,我虽然因辜负了母亲的好意而觉得不安,但是解除了身上的一条锁链,又使我感到轻松。回到农会,我带着这种轻松的心情,和群众一道投入了涤荡一切污泥浊水的斗争。
 
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农民运动蓬勃开展的结果,同时它又推动农村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为了保卫和巩固农会的权力,我们还组织了农民赤卫队。
 
农民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梭镖,也有大刀、棍棒和极少数土枪。
 
我也领到了一支梭镖,一支在阳光下闪亮的梭镖。从前,父亲教我习武时,我曾舞过刀,但那是习武用的,不是真正的武器;在水口山罢工和示威时,我曾挥舞着敲砂锤,但那是工具,也不是真正的武器。此刻,我生平第一次手持武器——可以杀敌的真正的武器,我的心情激动难平。
 
我,一个拿过锤子的工人,现在和农民群众一起,高擎闪闪发光的梭镖,这说明工农联合已经迈出了新的步伐。
 
别小看梭镖这个原始的武器,正是它标志着农民的觉醒,农民的斗争精神,农民的力量和意志,标志着农会和农民运动的存在和发展,也标志着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和反动政权的威风扫地。
 
我十分喜爱这支梭镖,每天骄傲地拿着它和农民赤卫队一起参加斗争。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亳道酒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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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东峰

吴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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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作家。曾面对面采访过肖克、王平、陈士榘、陈锡联等二百余名开国将军,著作有《寻访开国战将》《长征,细节决定历史》《他们是这样一群人》《毛泽东麾下的将星》等,共计一百多万字,被称为中国将帅纪实文学第一人。个人微信公众号:吳东峰军事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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