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十二岁那年,他也走上了先辈闯荡江湖的道路。

当时,父亲的一位叔耿之霖,少小离家，和一个民间戏班搭上了伙,在我祖父失去音讯之后,传来了这位叔公当上了戏班班头的消息。由于他行四,父亲称他为“霖四公”。

父亲决定去投靠远在江西南昌的霖四公。

旅途中,他的全部行李只有一把雨。

“县到县，一百八，府到府，三百五。”父亲当时的旅行知识只有这些，但是凭两条腿走到了南昌府。仅靠一口地道的湘东方言和从药物学中认得的几个字,他居然在一个小旅社的阁楼上找到了霖四公。

他听说过,四叔的戏班红遍南昌,四叔的画像(戏报)贴得满街都是,四叔那里衣销美食,甚至还讨到了十分漂亮的堂客……

然而,当他推开那扇破门，与坐在一堆破布里的四叔面面相对时，眼泪立即涌满了眼眶。四叔用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他,悲怆地张开双手,颤抖了半天,才喊出一句:“南伢子!全完了……”

原来,霖四公带领的那个花鼓戏班正在走红时,突然厄运降临。一位提督把戏班叫到家里去唱堂会。提督那骄横而色迷迷的眼睛，一直盯着美丽的旦角。堂会结束，霖四公正要带着戏班回去,那提督忽然提出要班主和旦角留下,一道喝酒。提督命手下人把霖四公灌得烂醉如泥,然后把他推出门外。霖四公酒醒后,发现自己独自躺在街上……从此,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兼女主角和台柱子。

在那个虎狼当道的社会里,厄运总是和穷人连在一起。尤其像霖四公那样的懦弱、怕事的人,逆来顺受,不敢反抗,于是厄运便更频繁地降临到他头上。不久,失去了台柱子的戏班又受到一次打击,琴师席卷细软不辞而别。接下来,戏班解散,霖四公沦为乞丐,沿街卖唱……

我的父亲见到这种情景。只好安慰几句,然后默默地离开了那个棺材般大小的阁楼。

现在必须靠自己了。他到处去打零工,当小工,靠卖力气挣几个小钱,勉强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他发现一位老者,每天要把一担蔬菜挑到城里,便常常去帮他挑一程。

每天帮助挑菜,感动了老者。老者问他的年龄、姓名、地址,他便老老实实地回答:“十二了。“姓耿。”“没家。”

几天后,他接替了这位老者的差使。原来老者是臬台大人私宅的厨役。在我的父亲接任厨役后,老者升任为管家。

父亲当厨役,这是一次没有契约的卖身。东家只管饭,没有工钱。父亲每天要买够一大家人的粮米菜肉,劈够柴禾,扫净庭院。什么杂活都得干,说打酒便打酒,说买瓜便买瓜,还要浇那些名贵的花。

最使他难熬的是老爷太太们晚间消遣时,他得捧个漱盂在牌桌旁伺候。

老管家——他的前任—借送水的机会提醒他:“莫犯困!”

他做下来了。事情拼着命干完,而且,采买的东西和银两一毫不差,甚至连扫地时拣到的主人遗落的筹码(可以凭筹领钱),也一一放回桌上的筹码盒里。不贪非分之财,坐得正,行得直——这是父亲的处事格言。

正在这时,北京的皇上把一个失宠的王爷贬职到南昌道,任抚台之职。王爷到任,臬台老爷赶紧买下一对如花似玉的民女,挑了两个清俊机灵的后生,当作见面礼送进抚台府。

这礼物中,就有我的父亲。他当时才十五岁。

执行管带一眼就看中了这个虎虎势势的男孩子,将他要到了亲兵营。他在那里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系统训练。包括武术、马术和演兵布阵。

经过百里挑一的严格筛选,抚台大人挑选了一批武士,准备把他们作为礼物,送到北京的皇宫中去。因为他那抚台任期即将届满,需要唤起皇上的注意,以便得到一个更好的职位。而且,安插“自己人”到皇宫里,说不定将来能派上用场。这位王爷和皇上是平辈,作为兄弟,也许他心里正打着争夺皇位的算盘。翻开清朝的历史看一看,八旗子弟们搞“窝里斗”是很出名的。

皇上赐来了兵器,我的父亲领到一副虎头双钩。

父亲打点了些银两,去看望霖四公,并向他告别。

霖四公已有六年不能沿街卖唱了。他的肺出了毛病,蜷缩在那个小阁楼里。要不是有个五大三粗的侄儿每月来接济他,这个破旧小旅店的老板娘早就把他赶到赣江里去了。

叔侄俩人进行了一次临别的长谈。

耿家的流浪汉们历来有“不混出个样子来不回家”的气质。这与当初祖上“碎釜为八”、四面八方闯江湖的气概一脉相系。大多数男子汉就这样流星般一去,再没有回来。

现在,我的父亲总算吃上了“皇粮”,在霖四公看来是可以“光宗耀祖”了。

“楚南哪,该回家看看了。”

“是,四叔。”

“我——,”霖四公艰难地喘息着:“在崂山向阳坡上有一小块地,你让祠堂(指宗亲长辈)转记在你的名下……”

祖父辈只有我父亲这一个男丁。显然，霖四公是在按传统习惯处理他的财产继承了。

“把我的骨殖送回去,不要断了——香火。”

“要得。”

“还有,你、你要成家。将来有了崽——把一个给我、给我做孙……”

“要得。”

“你要——”霖四公喘息得更厉害了:“对天——发、发誓。”

除了遵命发誓,没有什么别的更能安慰他了。父亲双膝跪下,郑重地保证:

“我,耿楚南,如果将来有两个儿子,一定把次子过继给四叔名下。上天有眼，绝不失言。”

按照规矩,长子是不能过继的。

霖四公在“预定”了继孙后,于当天夜里去世，

霖四公的去世,使我父亲改变了主意。他对于到京城去做卫士,本来并不感兴趣。他宁肯到疆场上去真刀真枪地拼杀。因此,他向亲兵营的长官说:

“在下的叔父,客死在此。大人如恩准我扶柩还乡,日后如果边防上有用得着的地方,在下当应召而至,拼死相报。”

“准。”

原来,一道八百里加急快令已经送抵南昌,慈禧太后不同意接受外地武士去京,下令解散派遣人员。

抚台王爷体面地遣散了他的部下。令沿途各州县接待这些亲兵武士,并给以“上马费”的优待。

父亲舍不得那副虎头双钩。他上上下下使用了些银两,把它与霖四公的骨灰一并背回了故乡。

当父亲青衣软靠,箭袖快靴,背插虎头双钩,头戴羽翎,胸佩貉带,大步登上严家冲山嘴时,村里人都惊呼起来:

“嗬!好一个双钩大侠!””

我的祖辈、父辈中,许多人离乡背井,目的有二:一是谋生,二是想混出个名堂后衣锦还乡。但是,有的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有的贫穷潦倒,死在异乡。只有我的父亲算是回乡了,可是也没有发迹,只带回了一套武士服和一副虎头双钩。然而,这些并不能当饭吃,“双钩大侠”的美称,也填不饱肚子。至于霖四公的遗产,也不过是那一小块地上的十几棵毛竹,解决不了生活问题。

当时醴陵县办团练,曾请我父亲去做教头,但是父亲实在不愿与那些鱼肉乡民的爪牙为伍,便拒绝了。他抱着“艺多养家”的信念和凭双手吃饭的志气,先后学会了木匠、铁匠、瓦匠、医术。株萍铁路施工时,他已经是个熟练的泥瓦匠了。

株萍铁路的责任工程师是德国人鲁道夫·麦利克。他很快就发现,这个谈吐不凡的泥瓦匠非同一般,便让他作个助手,帮助浇铸渌江大桥的桥墩。引桥还没有竣工,我父亲已经能够看懂图纸上那些条条、块块、框框等工艺符号了。

尽管麦利克常常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能干,可是父亲的境遇并不见好转。他的收入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直到四十来岁才得以成家,过着“泥瓦匠,没房住”的生活。后来,我们兄弟四人和两个妹妹相继出生,父亲的负担不断加重。到我五弟出生后,父亲实在无力养活他,不得不忍痛将幼子送给别人,以保其生存。

父亲自己和先辈们经历的坎坷道路,使他认识到:在如此污浊的社会里,穷人连生存都不易,更谈不上成家立业。正是这点认识,使他后来在我的舅舅、共产党员宋乔生和其他进步工人朋友的影响下,思想上有了飞跃。在晚年,他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虽然他自己因年龄关系,不能投身革命,但是他支持我们兄弟几人先后参加了革命队伍。

一九三九年,父亲第一次去延安。毛主席接见了他,亲切地说:“我们都是湖南老乡,欢迎你到延安来。”父亲异常感动,回到我的窑洞中对我说:“共产党的领袖这么平易近人,实在太感人了。”周恩来同志和林伯渠同志也接见了他。

肖劲光、王维舟同志等亲自安排他的生活和参观活动,还赠送他回家的路费。临行时,父亲深情地对我说:“现在我看到了中国革命将土的风采。延安的抗日将土,是中国的脊梁。你们参加这个革命队伍,这条路走对了。”

一九四六年,父亲以八十三岁高龄,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扶杖北上,第二次奔赴延安。临行前,他对家中亲友说:“陕北陇东,中草药资源丰富,我当力尽所能,为革命将士行医治病,了却此生为国为民的心愿。”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跋涉,不幸,由于环境恶劣,他老人家竟客殁于蜀道中。

父亲的一生,是艰辛劳苦的一生。

我是长子,因此,在兄弟姊妹中,最先感受到父母的艰辛,也最先分担起父亲肩上的重任。

我从小就参加劳动。我是在砍柴、放牛、拣稻穗、挖野菜的时光中认识故乡的。

一道山泉逶迤流过山谷,乡亲们傍溪搭庐,沿水踏路,在长着一蔸蔸禾苗的稻田里辛勤地劳作。这是我记忆最深的故乡风情画。

我的家门正对着严家冲山口,传说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点石为门的旧地。那里石壁陡峭,古枫蔽天,犹如一扇门户,把山口内外隔离开。据说朱元璋兵败时曾到这里避难,每到夜晚,他用手一点,石门便自动关闭,于是兵匪莫入,朱元璋就可以安心睡觉。这个神话般的故事,描绘出了一幅多么静谧安宁的山乡夜景图!它寄托了人民对清平世界的深切向往。然而,石门并没有挡住祸患的侵入,千百年来的严家冲人民,并没有避免天灾兵祸的危害。

严家冲那绵亘数十里的龙形山,犹如一条绿色巨龙,盘旋在山间盆地里,九个山峰由小到大,好像龙脊,蜿蜒起伏。山上有宋朝秘阁修建的杨大异墓,其碑文大部湮灭,只有“醴陵开”三字可辨。杨大异是何许人?我至今没有查出来。但是,从前面提到的元代诗人彭显荣的诗句“荒碑余剩史”来看,可以肯定,杨大异的墓碑,记录了他的生平,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情况。到元代时碑文已经不全,所以诗人称之为“余剩史”,意思是“只留下残缺的碑文史迹”。不过,元代的残碑剩字大概绝不止是现在

的“醴陵开”三字,不然也就称不上“剩史”了。“醴陵开”三字,原来的意义已难于查考,但是在我现在看来,这三字似乎象征着家乡人民渴望挣脱枷锁的呼声。

在故乡的景色、传说和古迹中,最令人神往的是在那深山峡谷人迹罕至的地方,“有泉井,虽大旱不绝”,“有士人讲学地”、“有仙女浣衣曝鞋”

为寻找这些世外桃源,流干了多少“慈母依门望儿归”的眼泪。而那些“黄巢在此打造军器”、“红巾兵马屯”、“拳民护宝寨”的传奇,却说明严家冲毕竟不是世外桃源,这个地方和外面的社会是紧密相联的,并且正是这些传奇的故事,年复一年鼓荡着后生们涌血的胸臆……

父亲并不希望我的童年都在干活中度过,他希望我读书认字,将来能做一番事业。在我六岁那年,父亲白天外出做泥瓦匠,晚上回家干木匠活,竭力供我读了两年私塾。给我启蒙的耿拜泉老先生是个落第穷儒,在前清覆没之前,他已是胡子一大把了,始终也没有迈过仕途上那道“童子试”的门坎,最后却做了谭嗣同的支持者。他曾试图给我取名“开维”,给我二弟取名“开新”,以“维新”抒发他暮年的壮志。耿拜泉先生不以贫富论亲疏,鼓励弟子刻苦治学,建议族中设立奖学金制度,让学生品学兼优以图振兴国家和家乡。记得我上学后,由于成绩优秀,连续两年获得由祠院颁发的“优学花红”。虽仅有几升稻谷,但耿拜泉先生致力于教育的事业的拳拳之心,在我童年的心扉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在我记忆中的童年画页上,除了对故乡秀丽的山水、勤劳的乡亲、慈祥的父母和教师等美好印象外,还有着对天灾兵祸、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清末明初的军阀混战,兵匪并扰,使我的家乡陷入空前的水深火热之中。山民们朝慰军官,暮饷大王,日易三帜。壮男躲丁,少妇被掳,户主避税……乡亲们不堪其苦,纷纷外逃。一九一六年,即民国五年,父亲决定全家向常宁县水口山逃荒。

母亲曾极力反对这一决定。这个饱受苦难的衣家妇女,对背井离乡有着由衷的恐惧。她出生在湘潭县淦田的一个铁匠世家。我的外婆也是饱经忧患的贫家女儿,她自幼被卖到遥远的广州,在一个官宦人家当了半辈子使唤丫头,又被转卖于贫寒的淦田宋家,连娘家原来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的母亲宋雪梅是她的长女。当她“及笄”之年,有人曾撺掇她与地主“王十万”(他住的地方现在叫王十万村)联姻。但是,看透了富家豪门罪恶渊薮的外婆与母亲,宁肯做布衣贫民的主妇。她们看中了勤劳、耿直、心灵手巧的孤儿耿楚南。母亲是一位传统的贤妻良母,生活的艰辛使她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把改变现实的希望寄托于神的恩赐。每当我半夜醒来,如果母亲停了纺车,正跪在菩萨像前祈祷的话,那一定是某项债务已经到了非还不可的时候了。

也许是由于外婆早年转辗流徙的悲惨境遇,也许是由于母亲自己安于现状的传统心理,总之,她不愿意离家逃荒。

但是我对水口山之行却抱有极大的兴趣。诚然,与其说是兴趣,勿宁说是众多的传说使我这个八岁的儿童产生了好奇。人们说,水口山的河里流着金沙,水口山的山里埋着银块,水口山甚至连石头都能换得光洋……那里简直是一座神话般的“宝山”。耿家祖祖辈辈都有人外出觅宝,可是没有一个人找到“宝山”。现在“宝山”就在前面,

为什么不去呢?

在我们的坚持下,母亲放弃了她的意见。农历二月初二,在母亲选定的黄道吉日,我们收拾了一些破衣旧絮,将粗重杂物接济了乡邻,离开祠堂,加入了官道上逃荒的行列。

于是,我带着寻找“宝山”的童话般的幻想,离开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