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记忆】吴东峰：改革之初温州一个小镇的“奇闻”-吴东峰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金乡奇闻》发表前后经历

《金乡奇闻》是1981年7月，笔者与顾国璞、葛林宥在《瞭望》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全文2千字左右，今天重新读它，恍如隔世，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更会觉得匪夷所思，这也能算奇闻吗？

这篇文章里所写的人和事，在当时的温州，浙江，甚至全国都是匪夷所思的奇闻。为什么？因为在当时，虽然城市的个体户已经悄悄出现，农村的大包干也在偷偷进行，但私营经济仍然还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也许是最早报道温州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发展的文章，其人其事，其景其情依然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怀。

本文另两位作者，顾国璞时任新华社南京军区分社社长，葛林宥时任温州军分区宣传科科长。他们都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良师益友，可惜均已逝世多年了。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谨发此文纪念改革开放，并纪念为温州改革开放宣传做出贡献的两位同行前辈。

金乡奇闻

文 | 顾国璞葛林宥吴东峰

在浙江南部沿海，人们传播着一个神话般的新闻：平阳县金乡人富得流油了，没有职业的流浪汉不到两年就成为万元存款的大户；潦倒困难户盖起了三层新楼；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收入比县委书记还高。

情况果真如此吗？

小小徽章值千金

走进金乡镇，“叮叮当当”的敲打声迎面扑来。区委书记对我们说，你听，这是一支金乡人由穷变富的进行曲。

金乡人把自己的村镇称为“金舟乡”，朝思暮想富裕起来。但是，多少年来，他们的愿望就像水中的月、空中的云随着时光流逝而化成泡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扫去了金乡人心头的愁雾。当时，镇党委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发动群众想办法开财源。于是，有几个会雕刻的手艺人想出了做徽章的点子。

有人说：“这是米粒之珠，吐光不大。”其实，芝麻多了也喷喷香。就拿校徽来说，每枚值两角多钱，一千万枚呢？就有二百万元钱的产值哩。

1979年春节刚过，有人预感到党中央不久会给刘少奇同志平反。于是，他们精心设计了一种“怀念刘少奇同志”的纪念章，这个纪念章图案美观、工艺精巧。生产出来以后，很受群众欢迎。

金乡人还研究社会需要，探索人们的心理活动和各种爱好，把业务越搞越活。他们印制的洗澡票、饭菜票、扑克牌、产品说明书，合格证、毕业证书等，畅销各地。

金乡人就依靠这些不起眼的个体和小组的手工劳动，挣了大钱。去年一年光报了税的收入就有八百多万元。

写字也写笑了

我们在金乡街上漫步，很少看到闲人。街头巷尾，男女老少，人人都在忙着手中的活儿。“一寸光阴一寸金”，这句古语在这里得到真实的体验。

56岁的唐怀清在旧社会以刻图章为生，刻行草隶篆都有一定水平。但是，他这些长处，过去一直没有发挥的机会。自从镇上开始从事徽章生产以来，他就专门给人家写字、设计图案。写一个字，一角钱，有时忙得一天到晚不得闲，他常常写字写得笑了起来。

劳动致富把人们的精力吸引过来了。从一九七九年以来，金乡镇犯罪率迅速下降，民事纠纷大大减少。我们走遍整个金乡，只看到一个摆测字摊的老人，比较冷清地坐在路口。

谋生易

在金乡镇街上，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推着一辆手推车，一家一户地去送开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打听才知道，每瓶收费四分。烧开水，送开水，这是金乡家庭手工业兴起后带出来的一个新的服务业。目前全镇以烧开水为生的就有40户。

还有排列在街道两旁的各式各样的小吃店，以及个体或集体经营的理发业、家俱业、土木建筑业，既方便了群众，繁荣了市场，也为金乡人谋生就业开辟了新途。

据金乡镇委统计，两年来全镇收入万元以上的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千元以上是多数。现在仍然穷困的只有3户：一户因本人长期生病，儿子残疾；另一户是痴呆，镇里几次安排他搞手工劳动都学不会；一户是二流子，不肯劳动，现在也开始摆小摊子了。

信用社主任陈礼钏告诉我们，最近几年金乡镇人民的储蓄余额一直在大幅度上升。

党委书记成了“困难户”

金乡镇的早市十分热闹。

肥胖的梭子蟹，鲜嫩的大海虾，活蹦乱跳的鲜鲫鱼应有尽有；猪肉案上瘦的、肥的、排骨、五脏供应充足；从各地挑来的花菜、大蒜、小白菜、韭菜、菠菜等任人挑选；还有当地人们十分喜爱吃的精白细粉干，一担一担地摆在那里。

这几天，菜市上最吸引人的还是“初夏时有，月余则无”的大鲥鱼，一条足有八九斤，分外引人注目。不少人一条一条地拎着往外走。只有镇委书记在旁边转来转去，下不了决心。一条鲥鱼十几元钱，对于他这个23级干部来说，那要占他月收入的四分之一呢。

对于这种现象，许多拿固定工资的人直摇头，说，“这还了得!”的确这样，长期以来，人们总是羡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干部和工人。农民形象地说：“你们好啊!一个月就是一头大肥猪!”

可是，在今天的金乡，情况有了变化。区委副书记曾云超原来是部队干部，他刚退伍时带了四千元复员费，盖了两间新房，他爱人也有固定收入，所以全镇的人都很羡慕他们。可是，现在四周新盖的幢幢楼房，都比他们家的漂亮。

这种现象到底好不好？镇委书记黄德余的一席话很发人深思。他说：“如果全镇人都穷，只我当书记的一个人富，我这个镇委书记就干不下去了。如果全镇人生活都超过我，还愁我这个镇委书记没有饭吃啊!我们干革命的目的，还不是为了让老百姓都富裕起来？哪有共产党人怕老百姓富起来的道理呢？”

后记：《金乡奇闻》采写日记摘要及几点补充

1981年4月23日星期四

上午，我们看材料。下午本来准备到金乡，后来因为（温州军分区）董寿昌副政委明天要走（平阳），为了搭他的车子，（我们）只得等到明天走。

1981年4月24日星期五

上午七点半，和董寿昌副政委、顾国璞社长、葛林宥科长一道驱车到平阳。中午，天很热，在平阳吃饭后，即又和顾、葛乘轮船到金乡，一路上油菜黄，杨柳青，波光荡漾，一派江南水乡图。

船上遇一位信“道礼”（耶稣）的中年人，30岁，手不释卷读《洪荒甘露》。他说：“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圣经。一个人在天要相信上帝，一个国家要相信主席，一个家庭要相信父母。”

有一个瞎子，坐在我对面，卖票证的。一个小伙子很奇怪，掏出一张电影票给瞎子，问他：“是什么？”瞎子微笑着，把电影票摸来摸去，答：“电影票。”

我把一张饭票给他，他只摸一会儿，就说：“饭票。”

另一个人拿出三斤的粮票给他，他一摸，就说：“三斤的粮票。”

一角钱，二角钱，五角钱，他都能区别出来。（后略）

船外下起了雨，我们三点到金乡。

晚上，采访金乡区委副书记曾云超、镇委书记黄德余。

1981年4月25日星期六

上午，金乡镇镇委书记黄德余带我们参观了几家富起来的群众新居，一栋栋新楼。这里的群众确实富起来了，有存款千元以上的数不胜数。

中午，在郑书记家吃饭，菜有鲥鱼、江蟹等等。

下午，我们租了一条小船，三个人包了。一直开到鳌江，后又搭董寿昌副政委的车一道回温州。

1981年4月28日星期二

上午，与顾社长、葛科长一起研究金乡稿子怎么写。

下午，温州地委副书记张维森设家宴，我与顾社长参加。（张维森是抗战老干部，他是平阳县委前任书记，后任书记是吴俊祥，张维森、吴俊祥都是抗战老干部，与家父母为至交，“文革”武斗中，张、吴两位叔叔曾在我家避过难）。

1981年4月29日星期三

今天与顾社长、葛科长继续研究金乡的稿子如何写？初定题目为《金乡奇闻》。

1981年5月6日星期二

继续写《金乡奇闻》。

1981年5月7日星期日

《金乡奇闻》稿子脱手，我带回家誊抄。

1981年5月21日至1981年5月30日

这一段时间，写了两个稿子，一个是《雷锋连长学雷锋》，一个是《金乡奇闻》。

1981年6月11日星期日

顾社长打电话来，讲《金乡奇闻》一稿，《瞭望》编辑部要用，并要求配几张照片。幸好在金乡采访时，我顺便照了几张照片，想不到还真派上了用场。

下午，我把金乡照片放大出来，寄出去了。（由于时间久远，日记中的有些字迹难以辨认，如有错误，敬请体谅并指正）

几点补充：

一、最早听说金乡奇闻的故事，实际上是到金乡采访之前。时任平阳县委书记的张维森到南京治脚病，脉管炎。一次宴请我和同在南京军区机关工作的陈如奏，一起就餐的还有一位姓潘，是张书记的秘书，他十分健谈。就是这一天，我们像听天方夜谭一样听潘秘书讲述金乡人富得流油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讲金乡人买卖东西不是用手点钱，而是用尺子量、用秤秤。金乡全镇都在做徽章生意，并把徽章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

二、本文第一作者顾国璞，政治敏锐，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热情宣传者。记得党的三中全会后，他下部队采访，宣传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可滔滔不绝讲三四个小时。当他听说金乡奇闻的故事时，立即意识到它的新闻价值所在，带领我们前往金乡采访。那时的老一辈记者忧国忧民，立足本职，心怀天下，写的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在基层也有一些“无冕之王”的地位。

三、在由平阳前往金乡的船上，顾国璞就开始了随时随地随人采访的战地记者作风，向乘船的旅客采访，拿出参访本记录。当时船上的旅客也对金乡奇闻议论纷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工人不上班了，农民不种地了，是搞社会主义吗？有的说，老百姓有饭吃了，富起来了，有什么不好的。

记得当时一位干部模样的旅客指着河边荒芜的田地气愤地说：“现在农民都不种田了，都去金乡卖徽章了。这怎么得了呀！”我看到顾国璞听了这话，沉默了好久。他在船上还自言自语：“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田了，都去做生意了。这样的情况也不好吧？”听到这里，我当时觉得这篇稿子可能会写不成了。

四、4月25日晚，我们采访了金乡的干部，第二天在金乡镇采访了一整天，金乡镇以徽章为主体的私营企业热火朝天的情景，深深地震撼了我们，感染了我们。《金乡奇闻》的内容就是这一天采访的真实记录，日记上没有来得及记下更多。

五、由于顾国璞曾在温州军分区工作过，与当地干部有着很深的交往，因此写这篇文章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他曾为写此稿与有关当地干部争得面红耳赤。在温州采访期间，他与温州市的许多干部接触过，交流过，那时对金乡奇闻的报道，反对者多，支持者少。温州以后改革开放的进程艰难而曲折，也是难免受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局限性的影响。

六、我的4月29日日记记，“此稿初定题为《金乡奇闻》”，这个标题也是顾国璞提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颇有深意。

七、此稿从写作到发稿，也是一波三折，不太顺利。开始我们给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发稿，编辑部认为此稿太敏感而没有发通稿。于是我们又将此稿转发《瞭望》杂志和对外部，结果《瞭望》对原稿删了三分之一，谨慎编发了；新华社对外部对此稿则很重视，全文加照片在《中国日报》（英文版）上用了一个整版。那时的《瞭望》杂志有第二《红旗》之称，经常报道中南海的声音，尽管编辑部对《金乡奇闻》一稿进行了删节、改动、浓缩处理，但发表后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报刊进行了转载。

八、金乡奇闻的背景，除了党的三中全会的鼓舞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不可忽略。一是当时文革结束，温州的派别斗争后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使私营经济钻了行政缺位的空子，乘机发展起来了；二是温州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为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原始资金积累。这些认识，我们在原稿上也都写到过，但也都被删节了。

吴东峰摘记于2018年12月10日

（本文图片均为吴东峰所摄）

作者简介：

吴东峰，兵头将尾一大校。大校者，大笑也。笑看大江东去，浪花淘尽英雄。曾面对面采访过肖克、王震、许世友、陈士榘、陈锡联、张爱萍、王平、张震、李德生、刘华清、尤太忠等二百余名开国将军，著有《开国将军轶事》《寻访开国战将》《长征，细节决定历史》《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东野名将》《毛泽东麾下的将星》等，共计一百多万字，被称为“中国将帅纪实文学第一人”、“开国战将经典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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