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开》是怎样红遍全国的？ -吴东峰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木棉花开》是《广州文艺》2008年4月期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这篇描写任仲夷与广东改革开放历程的文章一经面世，便迅速红遍大江南北。全国各大媒体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股自发的媒体宣传热潮。除了上千家报刊转载外，还先后获得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2009年8月）、“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2009年12月），2010年10月入围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差之毫厘而擦肩而过。那一年，《木棉花开》作者李春雷一炮而红，被称为报告文学界的“李春雷现象”。

百年后的曾国藩一一任仲夷

李春雷的短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发表转眼已经快八年了，作为当时的《广州文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我至今仍为这篇作品能够在我们《广州文艺》首发而感到自豪。其实，当时发表这篇作品之时，除了兴奋，我们还有一些忐忑不安。

作者李春雷兄在《木棉花开》的开头透露了一点采写这篇作品的缘起。当时的情景我还回忆得起来。那是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广州举办的一次“中国作家聚焦广丰汽车”的采风活动，我和春雷都是作为被邀作者参加了这次采风。2007年9月16日下午，各地作家纷纷来到广州天河嘉逸国际酒店报到。

那天晚上，我们《广州文艺》作为“地陪”在附近的炳胜私厨宴请先期到会的作家们，其中有陈歆耕、黄传会、陈道阔、张俊南、田永昌、李春雷、杨守松、何锦新等，《广州文艺》杂志社副主编鲍十、编辑室主任朱继红陪同。我们《广州文艺》之所以作“地陪”，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乘机向名作家们约约稿。

在吃饭中大家自然聊到了广东的改革开放形势，我提出这是一片报告文学的富矿时，谈到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行者任仲夷，并提出一个观点：一百年以后，任仲夷的历史地位，就是今天的曾国藩、左宗棠，甚至也可能还要高些。可惜广东没有人写。“谬论”一出，大家议论纷纷，便议出了写任仲夷报告文学的策划。

在这次聚餐中，我和李春雷是第一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清秀谦和略显腼腆，削瘦文弱激情洋溢。在春雷兄自告奋勇和其他作家一致推荐下，我们在餐桌上当场敲定了邀请李春雷为《广州文艺》杂志社采写任仲夷报告文学的任务。

李春雷果然不负重望，他为《广州文艺》采写的这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一面世就迅速走红大江南北。除了上千家报刊转载外，还先后获得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2009年8月）、“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2009年12月），2010年10月还与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差之毫厘而擦肩而过，内中原因只有春雷自知。

后来，甚至包括现在，一直有很多人问我，广东作家那么多，为什么不叫他们写？我的回答是：“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想找一位能把任仲夷写好的作家来写。”

其实，任仲夷只是我们《广州文艺》拟定的改革开放人物系列中的首篇。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原来酝酿过一个宏大的出版计划，想在《广州文艺》连续推出十位改革开放中任省委书记的人物，如任仲夷、万里、高扬、项南、段君毅、彭冲、杨易辰、汪锋，甚至报括赵紫阳、许家屯等等。并结集成书，书名就叫《省委第一书记》，可惜这一宏伟的计划由于经费问题而未能实现。

在这个计划中，《木棉花开》是一个美丽的开头，也是一个美丽的结束。

李春雷是10月份就来广州采访，住在广州市越秀区的合群宾馆。他来后，我们组织他与任仲夷夫人王玄、其次子任克宁一起在广州大道的冰花酒店吃了一餐饭。这次聚会由广州书画研究院副院长孙戈牵头。孙戈是哈尔滨人，与任仲夷私交很好，正在创作任仲夷的画像。

李春雷采访虚心、认真、细致，给王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任克宁态度好像不是太积极，可能是写任仲夷的书太多了，他已习以为常，但谈起他父亲来还是滔滔不绝的。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父亲死后，他买了两个纸制的美女烧给父亲。这是玩笑话，意思是父亲一辈子不近女色，富贵不能淫。

李春雷大约在广州采访了十多天，便回去埋头写作了。

这期间，李春雷打过一个电话来，说稿子写好，但自己还要改，稿子要往后推推。我说可以，原准备春节发的稿子最后推到了4月发。

《广州文艺》杂志社编辑室主任朱继红是李春雷稿的责任编辑，她不但负责稿件的编辑，还负责全程陪同李春雷在广州的采访活动。李春雷在广州采访了2个星期，共采访了10多位任仲夷的知情人员。《广州文艺》当时条件不是很好，只能提供保障采访的基本条件，与那时作家采访企业的条件相差巨大，但李春雷毫不介意。据朱继红回忆，李春雷在广东期间的全部采访费用，包括食宿只用了1万多元。

李春雷没有见过木棉花开

大约是过完春节后，我们收到了李春雷发来的报告文学《木棉花开》。看完稿子，我们都认为很好，我让朱继红先编辑。

这篇稿子李春雷基本是放开写了。对于任仲夷“二进宫”和任仲夷与于光远交往这两件最敏感的内容，我们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坚持保留了，当然也“磨”了一“磨”。最后定稿时，我、鲍十、朱继红三人一起过一遍，主要是把个别“骨刺”再“磨一磨”，增加一些“肉感”（其实骨头还在）。磨得最多的是，稿子中渉及到的党中央、国务院的具体部门，全部改成“有关部门”或“有关单位”，这种改法容易伤害文气，但也是出于无奈。

对任仲夷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稿子，按照出版规矩，应该送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和任仲夷家人审稿。但本着“送审就是送死”的沉痛教训，我不得不决定此稿“不报告，不送审”。只是在刊物出来后，第一时间送了一本给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哲夫。我对他说，我们在这期出了一篇任仲夷的报告文学，可能会打响，也可能会挨批。

广东省的宣传部门领导饱经风霜，见多识广。李哲夫看后，对李春雷的文笔赞不绝口。最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现在你们办刊物确实很难，想办好嘛就得出点格，但一出格又会挨批。这是一个矛盾。我觉得只要事实没有错就不用怕。”他的豁达使我至今想起仍感到很温暖。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我也要报一下料。李春雷《木棉花开》写得这么好，其实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过木棉花呢。李春雷的稿子发来后，我对朱继红说：“文章没有问题了，就是题目不理想，跟春雷商量一下能不能换个更好的。”我现在还是觉的这个题目太普通了，雷同的也多。后来我又拟了几个，如“火红的木棉花”、“燃烧的木棉花”等等，但始终没有满意的。

这时，朱继红告诉我，和李春雷沟通过了，他不愿意换题目。我就说：“那就尊重作者意见吧！”可惜李春雷没有见到木棉花开，如果他见到木棉花开，肯定会激活灵感，想出一个更好的题目来。

媒体大爆发：300多家报刊转发

《木棉花开》于2008年4月期在《广州文艺》杂志首发。

我们没有想到该文发表后，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股自发的媒体宣传热潮。尽管李春雷没有见过木棉花开，但《木棉花开》还是一个劲地火红起来了。

下面，我想概略回顾一下2008年媒体对《木棉花开》的主要传播情况：

2008年4月3日、4日，上海《新民晚报》分上、下篇全文连载。这是全国媒体首家转载此文。

2008年4月4日（？），上海《文学报》以一个版加编者按刊登。

2008年5月23日，广州《南方日报》转载。几乎同时，《广州日报》也全文连载。

2008年6月，《新华文摘》12期转载。

2008年7月，吉林省突然在该省各大媒体掀起了刊登《木棉花开》和“学习任仲夷，学习广东”的热潮。

（这期间，全国各地报刊开始纷纷转载，不胜枚举。）

2008年9月11日，《南方都市报》以一个版的篇幅刊登记者许黎娜采写的专题报道《他写任仲夷红遍大江南北》。

2008年9月15日北京《文艺报》发表了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评论《“木棉花开”红胜火》。这是最早的一篇有关《木棉花开》的评论文章。

2008年9月26日、27日，《河北日报》推出两个版刊登《木棉花开》和作者李春雷独家访谈报道《花开南国根扎燕赵──与《木棉花开》作者李春雷对话》。

2008年10月16日，中国作家网和《文艺报》发出新闻《两岸三地专家学者探讨中短篇传记文学新突破》，报道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广州召开传记文学研讨会研讨《木棉花开》的情况。

2008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文学报》主编陈歆耕的文艺评论《〈木棉花开〉引发的思考》。

2008年12月3日，广东省委机关刊物《南方月刊》发表该刊记者孔令源写的评论《广东报告文学，何时木棉花再开？》，称非广东籍的李春雷意外地摘了“广东的葡萄”。

……

据不完全统计，《木棉花开》发表后不到一年，全国就有300多家报刊转发该文和发表该文的评论。至于发表有关消息，则是海量了。

上述情况表明，从2008年4月始，中国的新闻媒体由南自北，由东自西，你呼我应，前后接力，自发形成了一股《木棉花开》红遍大江南北的宣传热潮。

省委书记为《木棉花开》作出批示

《木棉花开》究竟是怎样红起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点儿像奇迹。

我们《广州文艺》在宣传方面，没有策划，没有炒作，没有领导指示，没有进京开会，没有花一分钱的宣传费。《木棉花开》就这么突然红起来了。

一篇文章的流行，需要诸多条件甚至特殊的机缘才行，一般都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孕化。《木棉花开》流行离不开媒体的努力宣传，这其中有几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

上海《新民晚报》和《文学报》最先发声。上海媒体向来谨慎小心，但他们这次则大胆果断。《文学报》以一个整版转载，《新民晚报》以“任仲夷在广东”为题转载两个版。他们的敏感和速度出人意料。接着《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转载。上述报纸的宣传为以后的《新华文摘》转摘，起了预热和铺垫的作用。

应该说北京《新华文摘》的转载，是《木棉花开》红遍全国的关键一环。那时《新华文摘》是中国最权威的代表中央声音的时政类综合性刊物，被称为高层人士的“案头必备刊”。我与《新华文摘》总编辑张耀铭神交已久，但从未谋面。

当时春雷曾打过电话给我，希望向《新华文摘》推荐一下。我没告诉他《新华文摘》有熟人。我们给张耀铭寄了刊物后，只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木棉花开》看过了没有。他对我说：“看过了，文章写得好，如果本刊要用，就一定要修改，你们同意不同意修改？”我连忙说：“没有问题，按你们的要求改，作者也没有意见。”我和张耀铭的这层关系并没有告诉李春雷，没有落实的事，我是不会承诺的。

后来，我和张耀铭第一次在北京见面时，他说：“任仲夷这个人在上层太敏感了，我们用这篇稿子是冒了风险的，后来还挨了批评。”

正是由于《新华文摘》的刊用，引发了后来吉林省掀起学习《木棉花开》热潮。2008年7月，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王珉看了《新华文摘》上刊登的《木棉花开》后作出批示，要求将《木棉花开》一文印发全省各地，供干部学习，学习任仲夷，学习广东。

由此，吉林省委办公厅参阅件第3期加按语全文转发了报告文学《木棉花开》。“按语”中写道：“当前我省正深入开展‘继续解放思想、推动吉林振兴’大讨论活动，重温任仲夷与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仍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现将《木棉花开》一文印发各地各部门，供参阅。”随即，学习讨论《木棉花开》活动在吉林省各地全面开展，使《木棉花开》迅速在东北大地红了起来，包括黑龙江、辽宁也做了大量报道。

一篇文学作品，得到省委书记如此的高度重视，这种“待遇”,自改革开放以来，只有江苏作家陆文夫“享受过”——1983年，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读了陆文夫小说《围墙》后，很有感触，建议把这篇小说印发给河北省直机关各单位所有的工作人员阅读。

2008年9月上旬，广州《南方都市报》记者许黎娜在一次会议上了解到吉林省委对《木棉花开》批示的情况，以记者的职业敏感，马上电话采访李春雷，当晚便写出长篇报道《他写任仲夷，红遍大江南北》，于9月11日以一个整版篇幅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

这篇报道，把《木棉花开》从吉林又引回了广东。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当时对《木棉花开》有何表态，至今我们仍然不清楚。据说他上任之初，就找来阅读，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公开表态。但在2008年10月25日，广东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上，我们看到了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雄为《木棉花开》站台的情景。据报道，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林雄和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朱仲南邀请李春雷参加南国书香节，隆重推出《木棉花开》一书。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顾作义在书香节上给予外省作家李春雷的创作成果以高度评价。

据李春雷回忆，在这之前他受广东省委宣传部邀请，将原作《木棉花开》扩充为包括“玉兰飘香”在内的一本书，书名仍为《木棉花开》，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注：此《木棉花开》非彼《木棉花开》），这是广东省宣传部门首次公开介入《木棉花开》的宣传。

纯粹由于偶然，几乎与南国书香节同时，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从化市召开了由两岸三地传记文学作家参加的座谈会。由于此次座谈会由我们广州市文联承办，研讨的又是中短篇传记文学发展问题，我们建议在会议中间插进一个《木棉花开》研讨专题（不到半天时间）。

大家看过《木棉花开》后，发言格外热烈。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理由、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文学评论家谢望新，台湾传记文学学会会长成露茜等在会上集体发声，都给予《木棉花开》以极高的评价。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李炳银和陈歆耕的发言，及他们撰写的文学评论《“木棉花开”红胜火》《“木棉花开”引起的思考》，为《木棉花开》迅速红起来，起到了业内慧眼先一步认证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的“小阳春”戛然而止

《木棉花开》为什么这样红？八年后回想当年不胜唏嘘。这里面固然有许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但也有其必然性的规律。这就是我们不能忽视的2008年，那个胡温新体制的第二任期开端，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潮的历史背景。

李春雷也曾经如是说，《木棉花开》“火爆”的主要原因还是时代背景。他说：“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地都在掀起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重温广东当年艰难的改革历程，仍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

了解改革开放高层内幕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党内，任仲夷是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代表人物。怀念和赞美任仲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怀念和赞美邓小平及胡赵的改革开放时代。任仲夷晚年曾多次发表了许多更加大胆的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言论，都被最高宣传部门封杀了。

胡温体制十六大、十七大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正好就是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十七大在北京召开。这是胡温体制的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的开始。现在回想起来，这正是胡温体制大干一场的好时机，胡锦涛已经就任了半届中央军委主席，有了前一届党中央总书记的工作经历，从理论上说已经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执政了。前一届胡温搭档并无大的矛盾。同时他们也碰上了一个难得的好机遇，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2008年的开始。

那时在全国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大多都经历过30年前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洗礼。期盼着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已成为他们凝聚改革力量的共识。2008年，任职重庆两年之后的汪洋，奉调南下，主政广东。他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召开的第一次省委全会上，就给各级官员以“当头棒喝”，一口气说了22个“解放思想”，并号召各级领导发扬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精神。

《木棉花开》之所以能够红遍大江南北，是当时社会舆情的必然趋势。那就是胡温体制的第二任之初，在中国中高层曾经出现了一股改革开放“小阳春”的新风。《木棉花开》的发表，不自觉地为广东汪洋履新释放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记得当时人民网发了一篇时评，就是从《木棉花开》在广东发表谈起，详细报道了汪洋在广东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言论和全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势。后来我想再查这篇文章就再也查不到了。

我一直不能理解，《木棉花开》写的是广东的老省委书记，发表在广东的刊物上，在全国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为什么汪洋始终没有公开表态。现在我理解了，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在中国贪腐已经大行其道，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极大地制约着中国的继续改革开放进程。善良的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动向，也就是汪洋到广东任职不久后，薄熙来便在重庆开展了紧锣密鼓的“唱红打黑”活动。

一场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由头的继续深化改革的美好期盼，只能寄托在任仲夷身上，在《木棉花开》这样一篇小文章上倾注了澎湃的激情，书写着继续深化改革的希冀。

作家的创作激情，出版家的责任担当，评论家的学术肯定，政治家的开明介入，形成了一股宣传任仲夷的合力，宣传解放思想的合力，宣传改革开放的合力。就是这种合力，把《木棉花开》推上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舆情的高潮中。

我们现在想想看，如果中央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向任仲夷学习”，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胡温体制在当时所处的境遇能够放手这么干吗？

《木棉花开》没有被封杀，虽然自发地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但最终只不过是成了当时人们对改革开放时代的一种再念想，对解放思想潮流的一种再回忆，胡温体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小阳春”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李春雷的一篇不到两万字的文章，反应了那个时代一批真诚的知识分子，包括官员，也包括对以敏锐眼光发现这篇文章的深远价值并勇于担当的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各出版社、报社领导，对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真诚期盼。最后，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文学梦。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很多人在《木棉花开》中看重的是这篇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我个人认为，其实在这篇文章中最能打动人的是李春雷在全文中贯穿着的人性光芒。人性化地描写任仲夷在改革开放中的喜怒哀乐（李春雷后来写的《朋友》和《我的抗日战争纪实》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它将在春雷以后的文学发展中产生不可限量的后劲）。也正是李春雷的这一思想高度，使当年这篇仅17000字的作品，真诚地打动了亿万读者的心。

（本文是作者根据其在河北邯郸召开的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第九届年会上的发言整理）

文 | 吴东峰

编校 | 杨梅

图 | 吴东峰私藏部分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吴东峰，兵头将尾一大校。大校者，大笑也。笑看大江东去，浪花淘尽英雄。曾面对面采访过肖克、王震、许世友、陈士榘、陈锡联、张爱萍、王平、张震、李德生、刘华清、尤太忠等二百余名开国将军，著有《开国将军轶事》《寻访开国战将》《长征，细节决定历史》《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东野名将》《毛泽东麾下的将星》等，共计一百多万字，被称为“中国将帅纪实文学第一人”、“开国战将经典史记”。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