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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父亲单印章经历中的几件事

编者按
2018年11月12日凌晨,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原广州军区副政委单印章因病逝世,享年96岁。单印章是铁军一二七师老战士,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参加过四平保卫战和辽沈、广东、海南岛、南疆反击等战役。建国后,授上校晋大校衔。在文革期间,因废除军衔制,而未能晋级少将;当恢复军衔制时,他们这一批人都退休了。故军中称之为断层的“无衔将军”。
 
为了怀念和悼念单印章,军事书屋特此刊登单印章之女单小英的回忆文章《父亲单印章经历中的几件事》,与大家共享。
 
铁军印章钤战史,无衔将军足千古。
——纸上谈兵敬题
 
 
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伍,同年8月入党。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宣传队分队长、队长;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政治处干事、副股长、股长;东北野战军六纵十六师十九团股长、营教导员,师教导队政委、组织科长;解放军四十三军一二七师三七九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先后参加过徐州以南以西粉碎日寇七路围攻、淮涟反扫荡、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反击伪顽、秀水河子歼灭战、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夏秋季攻势、辽沈战役及解放广州、广西、海南岛等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四十三军一二七师三七九团政委,一二七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海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1985年10月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离休。
 
和父亲聊天,他有时会零碎地、无系统、无连贯地谈到过去的一些经历片断。我记录整理,藉军事书屋《口述历史》的平台,也以这样零碎的、不连贯的、跳跃的方式,撷取父亲经历的几段往事,大致展现父亲的人生经历、性格个性和精神风骨。
 
1 抗日救国,要求参加主力部队
 
1923年9月,父亲出生在萧县赵庄区东镇店乡单庄一个普通农民家中。单庄距县城50里,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处,交通闭塞,土地贫瘠。
 
父亲兄弟四人,他最小,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在父亲年幼时,祖父就去世了。家里主要靠祖母操持,兄长们务农种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仅能维持温饱,父亲每年读书的学费都很艰难。
 
父亲在萧县实验小学读高小和省立徐州中学读初中时已接触到进步思想,读过不少进步书籍。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徐州中学学生自治会在校内外宣传演讲,动员抗战,父亲也参与其中。
 
1937年底,济南失守,战火迅速逼近徐州,徐州中学被迫迁移,学生全部遣散。父亲当时正读初中二年级。
 
国民政府第五战区为适应抗战的需要,1937年12月在徐州开办“青年学生军团”,父亲参加了第一期“青年学生军团”的学习,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父亲说:“当时我们听说,青年军团学习结束后有两个出路,一是当兵,补充到部队中;二是将学生们带到后方去。不管哪一种出路,都是抗日。我是一心要抗日。”
 
“青年学生军团”一个月的学习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到中共领导的萧县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工作团工作。父亲说:“参加民众动员工作团工作,我幸运地投入了党的怀抱,参加了一个短时期的实际工作,使我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教育和锻炼。”
 
1938年5月,萧县和徐州相继沦陷。中共在广大农村积极开展了组织抗日游击队和建立政权的工作。1938年8、9月间,父亲参加了赵庄区游击队(萧县游击队第二总队)。
 
1938年9月,按照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第十八集团军决定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改为苏鲁豫支队,挺进苏鲁豫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创新的根据地。当年的12月,苏鲁豫支队到达微山湖地区。苏鲁豫支队一到湖西,打掉了盘踞在丰县的势力很大、气焰嚣张的伪军王献臣部,粉碎了日寇的扫荡,连战告捷,声威大振。
 
1939年4月,苏鲁豫支队到了萧(县)、宿(县)、永(城)地区。一心向往参加主力部队的父亲,当天夜里得知部队到来,第二天即自愿请求并经游击总队部介绍参加了主力部队。
 
父亲说:“我参加主力部队,不是像有些游击队那样是整体上升为主力部队的,我那是自己要求的。游击队打鬼子除汉奸基本就在区里的范围内活动,很难有大作为,我想有更大的空间。当时参加主力部队的连我一共2个人。”
 
在以后的军旅生涯中,父亲一直在这支英雄的部队里战斗、成长,这支英雄的部队也培养和锻造了父亲。
 
父亲对这支英雄部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也以自己始终是这支部队的一员而引以为骄傲和自豪。他以能参加这支部队并始终在这支部队里成长是他这一生中的幸运。
 
2 沉着冷静,危机关头彰显智慧
 
1946年4月初,四平保卫战正式打响之前,父亲所在的三师七旅十九团奉命在昌图县泉头一线阻击敌人,节节阻击,运动防御,为兄弟部队往四平集结争取时间。
 
父亲时任十九团组织股长,负责收容伤员,手里有一个班,把伤员们都有序地安排后送了。
 
部队阻击了一阵后就撤退了。
 
当时是黄昏,天眼看着就要黑了。
 
部队撤退时,团里派了个骑兵通信员通知父亲一起撤退。当骑兵通讯员找到部队时,正好问到团的文书:“看到单股长没有?”文书说:“已经走了,走了。”撤退的时候,部队有点乱。骑兵听说父亲已经带着人撤了,就回去了。结果撤退的命令没通知到父亲。父亲当时只知道部队打阻击,并不知道边阻击边后撤。
 
过了一会,到处的枪炮声都停了,四周逐渐安静下来。刚才还炮火连天、厮杀声不绝于耳的战场,突然间安静下来,安静得让人不安。父亲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父亲当时手上有个旧望远镜,于是他拿着望远镜爬上小山头向各处瞭望,观察情况。当看到西南角方向,发现那边影影绰绰好像还有部队,背朝着父亲所在的方位,面朝南。父亲心想,我们部队阻击时是面朝南阻击的,如果撤退应该向北撤退,怎么西南面还有人呢?父亲决定去看个究竟。于是父亲带着手下的人过去了。
 
到了那边一看,是团的三营九连,三营的副营长杨云生带着九连在那。父亲找到杨云生:“你听见了吗?到处枪声都停了。”杨说:“是啊!”父亲问:“你们什么任务?”杨说:“我们负责在这警戒,掩护部队撤退。”父亲小声地跟他说(声音大了怕战士们听到情绪受影响):“现在部队都撤走了,都撤光了,你看到吗?”杨云生没有想到这一层,着急起来:“那我们今晚怎么办?”父亲坚定地说道:“我们要去找部队!”“怎么去找啊?”杨云生问。父亲稍作考虑后,对杨云生说:“我们部队是节节向北布置阻击,然后向北撤的,敌人也是向北走的,现在敌人已经到了我们现在所处位置的北边。如果我们跟着部队后撤的方向向北走追赶部队,也是向着敌人所在的方向走,这样走,要找到我们的部队,要穿过敌人的两、三道防线不说,即便我们有幸穿过了敌人的防线,因为我们从敌人的方向过来,我们部队还有可能把我们当敌人呢!不能这样走。”父亲又说:“战前开作战会议时,我听到一些情况:这一仗,我们旅主力沿铁路线阻击正面北进之敌,东边有我们的部队防止敌人从东侧迂回,西边是三师十旅,准备正面打得差不多了,十旅从从西边迂回到敌人后方。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向南走,向着与敌人相反的方向走。这样走,敌人在我们后边,不容易碰到。”找部队的路线定下以后,父亲带着一个连又一个班就向南边去了。
 
父亲说:“我们向南一路快跑,见到路就避开,大路小路都不敢走,专找没人没路的地方走。”这样一直向南跑了约15公里以后,父亲估计差不多了,即便是敌人的后方也应该过去了。然后说:“再向西跑。”向西又跑了十几二十公里,父亲估计这也差不多了。父亲说:“在路上一边跑一边我就想好了:见了部队,不先开火,先问话。如果是敌人,扭头就跑;如果是我们的部队就联系一下。”
 
经过差不多一夜的生死暴走,还好,在天快亮的时候,父亲一行碰到了三师十旅的部队。十旅一个团长见了他们,问:“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父亲说:“部队把我们丢了。”团长说:“那好,你先跟着我们,再走两天,就可以回到你们部队了。”父亲他们跟着十旅的部队又走了两天,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父亲在大仗即将打响之际,在面临突发危机时,沉着冷静,正确决策,将有可能减员的一个半连带回部队,显示出了他的智慧和临危不乱的应变能力,受到了旅政治部的表扬。
 
3 勤于动脑,“诉苦”“三查”翻出新样
 
1947年冬到1948年春,东北民主联军普遍开展了“诉苦”立功和“三查”运动,干部则进行“五整一查”,为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做思想、作风、组织等方面准备。这个运动后来被毛主席称为“新式整军运动”。
 
父亲时任六纵十六师教导队教导员。
 
教导队的土改和诉苦教育是1947年底开展的。先是进行群众性的控诉,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控棍”和“倒糊涂”。在这个教育运动中,父亲自己也实实在在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已然内化于己心的认识,怎样才能内化于教导队学员们的心,并外化于彼此之行?如何搞好教导队的学习教育,这是父亲思考的问题。
 
师教导队的学员,都是部队的连排干部,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在“五整一查”中,父亲结合教导队人员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入党”问题,从“思想入党”作为教育的切入点和重点,将“五整”中的前“四整”(除整编制外)结合了起来。
 
父亲带头,就思想入党问题,组织大家对照党员条件先行自报,自我反思,然后互相评议,互帮互助,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东北民主联军通过这次新式整军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坚定了阶级立场,激励了官兵的斗志,振奋了革命精神,同时密切了党群关系、官兵关系,巩固了内部团结,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父亲在教导队期间,师政委张池明曾到教导队来讲了几天课。父亲向他汇报了教导队开展诉苦立功和“三查”学习教育的情况。
 
父亲说:“张池明政委来教导队,我向他作了汇报。他听了以后,点头。说明他对这个做法表示肯定,大概也比较欣赏。”
 
1948年4月,第一期教导队结束后,经师政治部报请纵队首长,纵队通令记小功2次,主要是表扬父亲以身作则,认真负责,团结学员,带病工作的精神和在土改教育及整党工作中的创造性。
 
 
4 广西剿匪,决策正确效果立见
 
解放海南岛以后,1950年7月间,第127师返回海北,驻防湛江、廉江一带。
 
10月份,127师奉命抵达合浦,实施钦廉地区剿匪工作。钦廉地区当时包括钦州、合浦、灵山、防城四县。
 
父亲说:“我们驻在合浦西南的沙岗、西场,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剿匪。”
 
钦廉地区之匪,在逃至越南的国民党军黄杰残部的指挥与组织下,纠集了大批地痞流氓、散兵、惯匪以及被其胁迫煽动的落后群众,以旧军官、伪官吏为领导骨干,组成了军、师、团式的纵队、支队。据当时的调查,该地区有匪93股,约1.2万余人。有33个乡、43万人被土匪武装控制。
 
“当时,遍地是土匪啊!我们团有一个班,一条船,运粮的船,半路上中了土匪的埋伏,战士们没准备,叫土匪打掉了,一个班战士都牺牲了,船也被土匪烧掉了。我们后来是得到老百姓的报告才知道。”
 
为防止逃入越南的黄杰残部七八千人与钦廉地区的匪特武装汇合,上级下达了限期将土匪剿灭的命令。
 
“那时,陶铸有个明确的决定,只要是土匪头头的,抓到:杀;只要是当过土匪小队长以上的,抓到:杀;只要是第一次抓到放了第二次又抓到的:杀;还有地主支持土匪,给土匪提供物质武器保障的:杀。陶铸这几个‘杀’很厉害,前面剿匪剿了半年没剿灭,让我们去,发了三条指示,三条就把他管住了。几个杀,三个月,土匪没了,剿完了。还是陶铸厉害!”
 
“过去的首长,都是独挡一面的,一个人搞过一块地方,打开一个局面,什么事情都要出主意,制定政策,有正确的政策才能解决问题。陶铸那一次我印象特深。”
 
“当时团一级就有批准杀人的权力。在西场,经过区委同意,我批准,保卫股长唐光执行,一次就杀了40个土匪,其中有‘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支队司令莫庆会等匪首。”
 
“有个最危险的事。我们在那住了三天了,我们电话班两个人在守电话机,放电话机那个桌子底下是个地洞,有三个土匪在洞里。那天杀了莫庆会为首的40个土匪以后,大家高高兴兴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电话班在吃饭,就在那讲:真过瘾,一下杀了多少多少土匪,有谁谁谁,怎么怎么情况。在地洞里的土匪一听,呦,这家伙解放军厉害,头头都被杀掉了,这下我们倒放心了。就在下面喊: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接着人就出来了。你说这多悬啊!”
 
吴东峰,兵头将尾一大校。大校者,大笑也。笑看大江东去,浪花淘尽英雄。曾面对面采访过肖克、王震、许世友、陈士榘、陈锡联、张爱萍、王平、张震、李德生、刘华清、尤太忠等二百余名开国将军,著有《开国将军轶事》《寻访开国战将》《长征,细节决定历史》《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东野名将》《毛泽东麾下的将星》等,共计一百多万字,被称为“中国将帅纪实文学第一人”、“开国战将经典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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