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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与新华社《瞭望》周刊葛象贤编辑，到中越边境采访并完成了这组内参调查报告。当时，中越边境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冷枪冷炮时有发生，边境贸易刚开了个头，阻力依然很大。据说此内参发出后，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批示和重视，广西边防由此开始了解除战备对峙，开放边境贸易的和平发展进程。此组稿曾先后在1991年《瞭望》杂志第19期、1992年《南风窗》杂志第1期（责任编辑秦朔）、1991年《开发区导报》第9、10期合刊等报刊转发。
谁也说不清是从哪天开始的，中国货在越南随处可见了。特别是在越南芒街、同登、谅山、河内等城市，中国的日用百货摆满了越南的大小商店，走进了越南的家家户户，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红灯牌收录机一上货架，便被抢购一空。
虽然中越两国关系尚未恢复正常化，但在边境一线对话已经代替了对抗，叫卖声代替了枪炮声，战场变成了市场。
从枪炮声到叫卖声
广西东兴镇位于北仓河北岸，与越南芒街隔河相望，是中越边关贸易的主要口岸 。战争期间，中越友谊大桥被越方炸毁，两边来往断绝，居民疏散，全镇断垣残壁，一片萧条。如今，上百条渡船在北仓河上穿梭，渡送两国边民和货物。东兴镇的主要街道和沿河码头已划出来对越开放，满街是过河来做生意的越南人。
越方则在芒街哥龙桥畔建立了一个货易点，新盖的数千平米的八角楼，楼里楼外摆了一圈卖中国货的小吃摊，杂货摊，鱼肉摊……拥拥挤挤每月上万人次的越南人进入中国，上千人次的中国人进入越南，互做生意。
龙州市水口关是边境贸易的又一个点。水口河东岸在中国龙州县境，西岸在越南广复县境。因边贸的需要，两国边民在被毁的水口桥下游合资修建了一座用竹排连接的浮桥，西岸由越南人收过桥费，东岸由中国人收过桥费。逢集时，每天有两三千人的流量。
最热闹的边贸点要数凭祥市边界金鸡山下的弄尧集。对越自卫还击战中，金鸡山一直是中方监视越方，护卫友谊关的重要阵地。弄尧集设在金鸡山侧的一条山沟里。虽然山坡上不时可看见“小心地雷”、“注意雷区”等警示牌，但私下通过地下渠道，冒着生命危险到越南去做生意的中国边民很多。一位小吃店女老板很坦白地对我们说，她还去过谅山、河内、西贡。
一天晚上，我们在隘口村一户边民家采访。碰见两个留宿的越南人。一个是来给他家当保姆带孩子的，一个是想通过他找工作的。他们很大方地用中文对我们说：“常到中国来走走，没人管。”
消失了的国境线
广西是我国与越南接壤的主要省份，中越边境广西段全长1020公里，共有界碑240座，约四五公里即有一座界碑，每座界碑向中国的一面都用中越两国文字刻着“中国广西界”五个大字。
由庄严的界碑标出的国境线，往年两国边民都不敢贸然向前跨越一步，出入境都需要办护照、签证，经过安检，在指定的口岸过关入境，而今这里进出又是另一番风景。
我们在北仑河北岸东兴镇码头，用2元钱买了一张进码头的门票，然后用1元钱雇一只小船，5分钟就划到了越南芒街的哥龙桥边贸点。上岸时，越方管理人员不看任何证件。在到芒街的路上，我们偶遇了两位越南记者，经翻译介绍碰到了同行，大家都很高兴，便大着胆子一起照了相。而后，两位越南记者高高兴兴地向中国边境走去。
不一会儿，一群越南“摩托骑士”飞驰而来，“咦咦哇哇”向我们打手势。经过翻译介绍，我们才弄明白，他们请我们坐摩托车到越南内地玩。到河内一趟500元，包吃包住，不需任何证件。一位刚从摩托车下来的中国青年主动向我们证明，他说自己刚从谅山来，越南人很可靠，坐他们的车没有问题。
在凭祥市弄尧那儿“出国”更便宜。一位越南人告诉我们，越南边民从越南过境，每人每次只需向检查站交2000元越盾（约等于人民币2元），向中国边境交1元人民币。他们那儿许多人常过境，有的还乘汽车到南宁、桂林等城市游玩，最远的到过广州、厦门等。
据介绍，越方的党政人员也常常装扮成边民，进入我国境内。边防某部指导员参加了友谊关外零公里处的交换俘虏仪式。仪式结束返回关内时，看到越方一位中尉副连长，摘去帽徽领章，竟坐在我方一家饭店门口买米线吃。他看到指导员，颇为惊慌，特意通过店主向指导员解释，越界过来主要是改善生活，没有别的目的。他说：“中国的米线好好吃！”
在广西防城县公安局的值日志上详细记载着出入境边民的数字。据统计，仅防城方向自1989年至1990年底，越南人过境来华探亲访友，参加边贸总数便高达198万人次。
踩响地雷去边贸
从历史上看，中越两国曾有过兵戎相见的时候，然而即便在战争期间民间互市也没有完全中断，而战云一过，边境贸易即行全面恢复。
如今，中越之间又一次重演了这样的历史。
对越自卫反击战尚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跨两国居住的壮族（越称侬族、岱侬族）、苗族、瑶族、彝族（两国称呼相同）边民就冒着被流弹击中和踩响地雷的危险，穿越边境线，走亲访友做生意。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边民中涌现了一批排雷英雄。
硝烟过后，中越边境线上布满了各种地雷：反步兵雷、反坦克雷、子母雷、跳雷等等，只要被他们发现了就能顺利排除。边民们告诉笔者，排过几十颗地雷的，才够得上称为“工兵班长”，排过几百颗地雷的，才有资格叫“工兵排长”、“工兵连长”，而排了无数地雷的，才能号称“工兵营长”。
靠近边境的那些村寨，每个村寨都有那么一批排雷高手。他们夸口说：“地雷不怕排除不了，只怕发现不了。”其实，高超的排雷技术都是用鲜血和生命的高昂代价换来的。村民黄阳光对记者说起一次喝酒的事。村里五个年龄相仿的朋友在一起喝酒，五个人加起来才5条腿，你信不信？他自豪地说：“其余的5条腿就是被越军埋设的地雷炸掉的。”
长凤村尧屯20岁至50岁左右的村民几乎人人都挨过地雷炸，非死即伤。我们问，既然那么危险，为什么非要去做买卖不可呢？回答是：一是为探亲，二为赚钱。不做买卖，生活困难。再说经过战争侥幸活了下来，谁都觉得是白拣了一条命，不足惜。再说地雷那玩意儿，弄惯了，谁也不害怕了。
在边境村寨里还常可以听到这样故事：父亲去越南做买卖，踩响地雷炸死了，儿子毫无惧色，照样冒着被炸死炸伤的危险去越南做生意。
1982年，自卫反击战之后，我边境第一个非正式贸易点在硕龙镇开办。选择的是一片山坡草地，买卖就在露天进行。还搭了几间简易房屋，可以阅报读书，听音乐跳舞。中方边民通过同越方有亲戚关系的边民邀请越边民过来做买卖。头几天，与其说是做买卖，不如说是我方请客。越方边民只要过来，就请吃请喝，歌舞招待招待，临走送每人一大包日用百货：毛巾、肥皂、胶鞋、手电筒、热水瓶。越南当局连年用兵，民生凋敝，粮食紧张，日用品更是奇缺。收到这份厚礼，越南边民自是个个欢天喜地。
由于这种贸易点一般都不设在集镇街道、有棚市场，而是设在野外、山坡，故被称作“草皮街”。如此一发而不可收，其数量迅速增加。
我方办边贸，不但吸引了越南边境乃至内地的群众，而且吸引了其干部、公安人员、军队官兵。越方干群在同我边贸接触中逐渐看清中国的路子是对的，而越政府所执行的内外政策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人心从对我敌视，转向对我友好。
文 | 吴东峰 编校 | 杨 梅
图 | 吴东峰私藏
作者简介：
吴东峰，兵头将尾一大校。大校者，大笑也。笑看大江东去，浪花淘尽英雄。曾面对面采访过肖克、王震、许世友、陈士榘、陈锡联、张爱萍、王平、张震、李德生、刘华清、尤太忠等二百余名开国将军，著有《开国将军轶事》《寻访开国战将》《长征，细节决定历史》《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东野名将》《毛泽东麾下的将星》等，共计一百多万字，被称为“中国将帅纪实文学第一人”、“开国战将经典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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