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处不胜寒（续）| 温玉成将军因何失势-吴东峰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是无法明白真相的悲剧；一是了解了真相的悲剧。——作者手记

1984年4月至10月间，我有幸认识了在南京军区休息的温玉成将军并陆陆续续采访了他。这位曾经在林彪和江青之间“行走”而“跌落”的文革红人，向我详谈了“文革”中大起大落的经过，其故事复杂曲折，如实记下便成文章，称之为小说也不为过。由于没有采访更多的人，也并没有准备发表。当时，我在文末记道：“故此整理出来，作为一面之词留给后人。”

此文首发于1995年10月成都出版社出版的《东野名将》，出版人袁杰伟、杨雯，责任编辑陈基发；次发于1999年3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开国将军写真》，责任编辑蒙宪；继发于2008年1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寻访开国战将》，责任编辑刘立云；再发于2015年3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开国战将》，责任编辑朱云波、叶敏娟。在此公号发表之际，向以上诸位编辑表示感谢，他们为此文的出版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温玉成将军是一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人，是一位不敢对上级有任何非议的人。这位来自江西兴国的放牛娃，15岁就参加了红军。由于他在执行上级命令中表现出毫不犹豫和不讲折扣的坚决态度，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在红军队伍中温玉成将军提拔的较快。

他19岁任团政委，长征开始时就担任了师政委。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新四军组织科长、新四军六师第十八旅政委。1947年他作为华东部队的优秀分子，被选为到革命圣地延安开会的“七大”代表。

如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将军也许一直在华野陈毅麾下作战，而不是在东野的林彪麾下作战了。那么也就不会有今后令他大起大落的悲剧命运。

“七大”会议后，温玉成将军当队长，刘培善当党支部书记率100名干部返回华东地区。当行进到太行山区时，突然接到了中央拍来一封“暂停前进”的电报。原来是邓小平同志鉴于东北局势需要大批干部的情况，向中央建议温玉成一行直接进入东北。于是，这支100多人的精干队伍由南下转为北上，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地区。其时是1945年11月。

解放战争时期，温玉成将军一直在东野司令员林彪的指挥下作战，任过哈东分区司令兼政委，独立二师师长、十二纵三十四师师长，四纵副司令、四十一军副军长。林彪无疑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他固然喜欢能独立作战、有独立见解的部属，但他也喜欢虽然没有特殊才能但却能够执行命令不打折扣的部属。温玉成将军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给林彪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

温玉成将军没有忘记在东北第一次和林彪面对面谈话的情景。

那是东北民主联军创建初期，温玉成将军率领一个架子团的部队到哈尔滨的阿城地区剿匪，开辟革命根据地。在十分艰险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一面剿匪，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一面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不到半年时间，原来一个架子团的部队发展到三个团5200多人。

四平保卫战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也撤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双城，李天佑带温玉成将军向林彪汇报。当时主力部队急需补充兵员，但由于地方部队本位主义思想作祟而难以实现。林彪见到温玉成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温玉成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那里有三个主力团，还有各个县的县大队，有的县还有区小队......”

林彪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七旅从四平撤下来后损失过半，你们能不能抽一个团补充七旅？”

在战争年代谁都懂得保存实力的重要，但温玉成将军此时的回答却毫不含糊：“服从命令，我没有意见。”林彪对温玉成的答复很满意，但他又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便道：“你们抽1500多人到七旅，七旅抽一部分干部给你们，以后还可以发展嘛！”后来林彪常常谈到这件事，赞扬温玉成党性强，执行命令坚决。

温玉成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无论谁当他的上司，他都会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执行命令。

1947年2月，“东总”首长命令，由六纵并指挥独立二师，配属炮兵一团、二团围歼德惠之敌。六纵司令员洪学智部署战斗时，开始确定温玉成的独立二师主攻德惠以南，铁路以西方向。这个方向离县城仅一公里，比较容易接近敌人。可是在总攻发起前，洪学智临时调整部署，叫温玉成把原定的进攻点让给十六师。独立二师部队往西靠，攻打城西南有两个环城碉堡的阵地。当时，独立二师的其他领导意见很大，唯独温玉成将军没有二话。他说：“六纵领导已经定下来了，我们就要坚决执行命令。”

部署调整后，温玉成将军积极部署，认真准备。这一仗，独立二师在相对困难的作战条件下，迅速攻占了２个环城碉堡，打开200余米的突破口。独立二师突进城后，其他方向的攻城部队均未打开突破口，他们只得在城内孤军作战，伤亡400多人，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

在辽沈战役中，独立二师改番号为三十四师，归十二纵队建制。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在解放沈阳中对三十四的指挥令许多人不满。当他看到三十四师即将攻下敌二零七师固守的最后几座大楼时，突然下令停止行动，把十二纵其他部队调来打。打了多次不能奏效，又命令三十四师打。当三十四师冲进大楼准备接受敌人投降时，钟伟又下令其他部队接替三十四师。如此反复多次，温玉成将军率领三十四师，叫打就打，叫停就停，仍然没有二话。他还耐心地做部属的工作：“我们是军人，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温玉成将军，在抗美援朝的首战中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辉煌战绩。1950年10月25日，温玉成将军任军长的四十军一一八师进到朝鲜北镇与温井的两水洞时，他未曾料到，抗美援朝的第一仗就要在他的部队打响。

这第一仗打响纯属偶然。原来他们部队是作为我军进攻的次要方向，配合三十八军行动的。四十军的干部对此颇有非议，温玉成一边做工作，一边率领部队按规定方向前进。在行进途中，当他听到温井方向传来枪声时，立即命令他的部队采取同敌人预期遭遇的姿态先行占领东北侧的高地。

北镇至温井是一条长约20公里宽约１公里的谷地，谷地两侧是连绵的高地。南朝鲜一个加强营根本没有想到我志愿军会突然出现，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两水洞这个典型的伏击战场。当他们从猛烈的枪炮声中，惊觉到对手非同一般时，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祸已经接近尾声。其时可以看到这个谷地许多火炮尚未开架，大批的弹药箱也没有打开。

彭德怀总司令在第一次战役总结时如是评价四十军：

“首战两水洞，吃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枪。毛主席考虑，要把10月25日一一八师在两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这是四十军的光荣！”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战争年代，这是一名优秀军人必备的素质；但在和平时期，尤其在十年动乱的政治斗争中，反应在温玉成将军身上的这种军人素质明显地暴露出它的缺陷。

走进政治漩涡

1969年１月１日，是温玉成将军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他由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提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由大军区副职到副总长，虽然都是副职，但这是由局部到全局的变化，由边防到首都的变化，由基层到总部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至关重的，都是鼓舞人心的。但当温玉成将军这天乘坐三叉戟从广州飞往北京时，却是紧张大于兴奋，他深知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对到北京大机关担任领导一点把握也没有。飞机离北京越近，他的心中越是忧虑和不安：在北京，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呢？

北京，给他带来了至高无上的荣耀，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厄运。生活的辩证法竟是如此无情。

温玉成将军能到总参当副总长，这不能说与林彪无关，但也不是林彪一个人的意见。1966年８月，广州军区机关贴出了“打倒大军阀温玉成”的大字报，当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温玉成将军多次挨斗挨批。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元帅向林彪谈到了温玉成在广州挨斗的情况，林彪和叶帅商量解决办法。于是代表军委最高领导的表态电话迅速传遍了广州：“温玉成是好同志。”后来，黄永胜不断向林彪反映，温玉成在广州工作下去很困难，建议将他调出另行安排。总部其他人也有相同的意见。林彪说，可以把他调到总参来嘛！

如果不是“杨余傅事件”的发生，温玉成就不会到北京卫戍区任司令员，那也就不会和给他带来厄运的江青打交道了。

1968年３月24日发生在北京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使温玉成将军走进了中国政治的舞台中心。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在处理“杨余傅事件”中，江青提名温玉成接替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林彪、周恩来都没有意见。但温玉成告诉记者，这是主席定的。

1969年３月22日凌晨，温玉成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办公室开会时，在走廊上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

温玉成莫明其妙：“主席，我到哪里去？”

毛主席说：“没有通知你？”

温玉成答：“不知道。”

主席严肃地说：“叫你到卫戍区去，执掌京畿重地。”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执掌京畿重地，历来地位十分重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地位更为重要，因为全国已经大乱了，北京不能再乱，必须要控制局势，这个任务在当时只能交给卫戍区来干。同时卫戍区要保证北京的稳定又不能冲击了“文化大革命”的大目标，只能是乱中求稳，稳中又要保证有“乱”，以便达到毛泽东由“大乱”而“大治”的目的。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这是对温玉成将军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

可以看出这时的温玉成将军已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了。作为副总参谋长，他仍然主管总参的作战事务；作为卫戍区司令员，他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这样举足轻重的地位，持续了整整一年。而到了1969年４月“九大”召开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据温玉成将军晚年回忆，他到北京后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件事是协助周总理解决全国交通混乱问题；

第二件事是协助黄永胜处理珍宝岛事件；

第三件事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

应该说，温玉成到北京工作是很卖力的。但他往往是吃力不讨好。

前面讲过，温玉成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军人，而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执行上级指示能够完全彻底，但对调整人际关系则一窍不通。温玉成是个老实人，他对上级的命令是忠实执行的，他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此也常常被人利用。

温玉成将军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时，文艺口支左部队要换班。谢富治和将军一起商量换班问题。当时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换班时把支持刘庆棠的军队干部换走了，而把反对刘庆棠的干部留下了。刘庆棠这一派告到江青那儿，江青大怒，要追查这件打击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

谢富治对温玉成将军说：“你是协助我管样板团的，我们两个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我最近事情比较多，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就把这件事了结了。”

温玉成不知有诈。他就叫秘书起草了个检讨。在检讨的未尾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还在自己的名字前留了个空位，让谢富治签名。

温玉成将军万万没有想到，这份检讨摆在江青办公桌前时，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谢富治的名字并没有写在检讨书的末尾，而是写在检讨书的抬头上。这样就成了温玉成作的检讨，谢富治是审阅检讨的领导。

错误当然全都是温玉成的了。

脚踩两只船

李必达秘书的信，在温玉成将军办公桌抽屉里躺了一个星期。

这位在战争年代一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将军，为难了，犹豫了，他的信念破灭了。自从来到北京工作后，他就抱着这样一个信念，自己文化低、水平低，但只要紧跟上级，把上级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就不会出大问题。

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上级是一个个人。上级也有矛盾，也有分歧，也有斗争。作为下级的悲哀就在于，当你对这一个上级负责时，却往往不知不觉地得罪了另一个上级。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温玉成将军逐渐发现了许多不正常的事情。林彪一方和江青一方，也就是毛家湾和钓鱼台之间总是不那么融洽、合拍，有时还闹些小别扭。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他，经常处在“夹缝”中，他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江青经常指示他这样干；他又是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又常指示他那样干。而毛泽东、周恩来有时站在这一边，有时又站在那一边。这叫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无所适从，难于斡旋。

温玉成将军的政治生命，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夹缝间走向了悲剧。

有一次，温玉成将军正在总参开会，突然接到姚文元从《人民日报》打来的电话：“江青同志在天桥剧场，叫你马上就去！”温玉成将军以为有什么大事，心急火燎地赶到，想不到江青在为电话打不出去的事发火，她责问温玉成：

“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装军用电话？你们是怎么对待革命样板戏的？”

温玉成回答：“这里不是部队，所以原来就没有军用电话。”

“马上就给我装，你听到没有？”江青耍起赖来真叫人没有办法。

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指示温玉成，架一条军用线到天桥剧场。但军委办事组的人却不同意。黄永胜说：“不是军营，怎么能装军用电话，泄了密谁负责？”叶群也威胁将军说：“你架你负责，出了事我们不管。”

温玉成真是左右为难。

还有一次，江青把温玉成叫去，指示说：“样板团的人要穿军装，每人发一套。”

温玉成回答：“我不管后勤，发军装是邱会作管。”

江青说：“不行，你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温玉成将军把这件事提到军委办事组时，黄永胜和邱会作也火冒三丈。他们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随便便发军装？”

温玉成将军说：“江青说的，总理也同意了。”

黄永胜说：“谁说也不行，林副主席也没有同意嘛！”

......

后来温玉成将军回想起这些事来才意识到，那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已经日趋激烈、公开。而他自己却还蒙在鼓里呢！

毛家湾和钓鱼台曾有一段蜜月时期，这就是文革最初那两年。这时也许他们有分歧，但许多目标还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条船是靠在一起的。这对温玉成将军来说，两边都讨好是不成问题的。但随着“杨余傅事件”后，毛家湾和钓鱼台的矛盾逐渐产生、暴露、激化，两条曾经同一方向的船分开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谐的轻松的。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则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紧张为政治斗争时，这种关系就会形成一种互相纠缠互相争斗的怪圈。它就像江河激流中的漩涡，表层翻卷着白花花的诱人泡沫，内里却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脱离了道德的轨道，强大无比，冷酷无情。任何人只要一接近它，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卷进去，成为无缘无故的牺牲者。

温玉成将军已经落水。

温玉成将军必然掉进漩涡。

高处不胜寒

高处不胜寒。

一个星期后，温玉成将军才下定决心，把李必达的这封信交给副统帅林彪。他以军人的职业习惯最终确定了同样危险的选择。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他是军人，应该把这封信交给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个并不明智的选择不但害了李必达秘书（李秘书立即被黄永胜和叶群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秘密用飞机解往广州，投入监狱。这个秘书受了两年多的肉体和精神摧残，直到“九一三”后才放出来。），也使他自己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中都失了宠。

此后一年，是温玉成将军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年。

温玉成将军只知道，黄永胜开始对他冷漠了。起先他以为是工作上的矛盾，引起黄永胜的不快。黄永胜曾经多次要往总参调广州军区的人，温玉成虽然执行了，但他还是向黄永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总长，人家有反映了，不能老调广州军区的人，其他军区是不是调用一些？”

温玉成将军那里知道，他转交给林彪的那封信，林彪根本就没有看到。叶群把它扣住了，并且把它交给了黄永胜。温玉成将军当然也不知道黄永胜和叶群那一层的关系。黄永胜和叶群理所当然地对他产生了警惕性。因为他了解了黄永胜、叶群对江青的不满，因为他负责“样板团”的工作，经常和江青接触，这不能不使黄永胜和叶群深感不安。

珍宝岛事件前后，叶群曾到秘书处查问有关温玉成将军的情况。

“温玉成最近还给首长送什么文件吗？”叶群问。

“还经常送。”秘书回答：“平均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两份他批给首长参阅的文件，主要是反应卫戍区部队情况的，也有些是关于战备的。”

“比过去不少？”

“不算少。”

温玉成这时在总参仍主管作战，几次用电话向林办报告有关情况。林彪、叶群同意把这些电话记录转报主席，但叶群让把温玉成的名字勾掉，而代之以《总参作战部电话记录》。秘书问这是为什么，叶群回答说这是为了“突出集体，不突出个人”。

“九大”是温玉成将军政治生涯的高峰。但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的结果，使他大吃一惊。按照文革期间中央人事变动规律，那些坐在“九大”主席团位置上的大会秘书处成员，都是当然的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出人意料之外，在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中，唯独没有温玉成将军的名字。

温玉成将军的名字从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拿掉，毛家湾这边起了主要作用。林彪、叶群以为此举成功地打击了钓鱼台。

温玉成将军成了林彪集团打击江青集团的“替身”。

温玉成将军也成了江青集团打击林彪集团的“替身”。

将军开始也不理解，江青为什么会冷落他？1970年７月５日，北京天安门召开支持毛主席“五.二０”声明大会。将军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江青，江青非但没有理他，走过他身边时还轻蔑地在鼻腔里“哼”了一声，吓得将军呆立在那儿好久回不过神来。

以后江青经常找他岔子。有一次，温玉成将军接到江青一个电话，她说，白淑湘她们在京西宾馆排样板戏，很辛苦，生病没有药吃。你们给他们送些药去。将军立即照办，通知总参门诊部送了一批药去。可是过了几天，江青突然把温玉成将军叫去训了一通：“样板团的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你要一碗水端平。你们为什么给白淑湘送药，不给刘庆棠他们送药？”

这是温玉成将军以后才知道的事：李必达秘书后来又写了一封信，交给江青。当江青得知温玉成扣压了她的信件时，暴跳如雷：“把他关起来，我要枪毙他！”“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仍然不停地找周总理：“温玉成是林彪死党，不能放过他！”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十年动乱，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相继崛起，又先后覆灭。温玉成将军身居高位，曾受林彪、江青重用，而又未染指两个集团的阴谋活动，实属不幸中的大幸。今天回想起来真像一场梦。

上面最后对温玉成将军的审查结论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将军晚年在南京休息时，常和亲友说，自己对不起李必达秘书。李必达秘书那封信，既毁了他也救了他。这就是所谓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吧！

温玉成应该庆幸自己的不幸，因为他终于离开那个漩涡。

1983年，温玉成将军离职在南京安度晚年。1989年10月29日因病在南京去世，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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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东峰编校 | 杨梅

图 | 吴东峰私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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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东峰，兵头将尾一大校。大校者，大笑也。笑看大江东去，浪花淘尽英雄。曾面对面采访过肖克、王震、许世友、陈士榘、陈锡联、张爱萍、王平、张震、李德生、刘华清、尤太忠等二百余名开国将军，著有《开国将军轶事》《寻访开国战将》《长征，细节决定历史》《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东野名将》《毛泽东麾下的将星》等，共计一百多万字，被称为“中国将帅纪实文学第一人”、“开国战将经典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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